半島全媒體記者 牛曉芳

保研不同于考研，很多時候，那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個結果。

很多參與保研競爭的學生，是被動卷入的。

財會專業的大四學生婭琳，是在大一第一學期結束后發現自己專業成績排名第一時，才開始有意識地“慢慢往這個方向靠攏”。

身為一名綜合排名始終卡在保研名額線外的女生，在從未刻意做過任何準備的情況下，意外遞補到一個保研資格。得知這個好消息時，慌張大于喜悅，她打電話問老師：“我該怎么辦？”

不同于那些被動且幸運的故事，劉昶是在入校第一天就決定爭取保研名額的。她今年讀大三，過去的兩年里，專業成績穩居第一。對她來說，保研是一年后一次可能性很大的機遇，但同時充滿了不確定性。

某種意義上，比起不知不覺卷入保研名額之爭，那些在一開始就目標篤定的同學似乎要走更遠的路。

內卷、瘋狂、煎熬，構成了這類故事的大部分底色，也在大多數人的想象中建構了一種年輕人在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里掙扎向上的新景觀。

不累嗎？有必要嗎？值得嗎？當這些問題由局外人拋出，劉昶總能用云淡風輕的笑接住，“還好，我覺得我挺放松的。”

可是，當這些問題由自己拋出呢？“我累了。”這句話出現在她和同學相互打探對方“科研進展”時的調侃中，出現在我們并肩走在正午陽光下的沉默間隙，出現在被一遍遍追問“如果失敗了有什么打算”之后……

這個故事中，放松和疲憊是不沖突的，苦與甜是捆綁在一起的。那些披星戴月、朝乾夕惕是真實的，那些獲得感、滿足感與享受也是真實的。你很難用一個“苦”字概括一切。復雜性出現在這個世界上幾乎每一個角落，自然也包括這場跨度長達三年（通常保研的跨度指的是大一到大三，大四一開學就公布結果）的戰役中。

清醒的35小時

秋分之后的太陽是過了6點才會升起來的。

那是今年秋分之后的一天。劉昶帶著一位剛從浙江飛來的朋友，凌晨4點就趕到海邊，她們等待著“5點看日出”。5點當然是等不來日出的，實際上過了6點，她們也沒看到海上日出的壯美景象。那天早晨是陰天。

在日出前的11個小時里，劉昶和朋友一起吃了火鍋，又吃燒烤，用一種檸檬味的飲料兌酒喝，從一個目的地趕去下一個目的地，沒有睡過覺。在日出后的十幾個小時里，劉昶跑了很多地方，見了很多人，說了很多話，完成了很多“待辦事項”，也沒有睡過覺。

這天，是經歷過“保研節”——9月29日，保研結果公布日——之后的普通一天。不同于朋友圈里的上岸者和失敗者，作為仍在水中的人，劉昶沒有特別的喜悅與悲傷，通宵等日出是個小插曲，她的日程照例被排滿。

這天早上離開海邊后，她去開了至少兩個會，見了不下10位不同專業、不同年級的學長和學姐，又去自己任助理的校內一間辦公室值了半天班，穿越半個校園去和一位很久沒見面的老師打了招呼，參加了一場大學生全國競賽的線下模擬答辯，利用午餐時間填寫了競爭一項校內榮譽的申報資料。下午5點前，她只吃了一頓飯。

天黑后，劉昶至少還要籌備第二天上課時的Presentation（演示文稿），因為主動擔任小組中的演講者有加分；要為“把六級分刷高一點”練習英語，因為今年12月份的考試是她最后一次刷分機會，上一次成績剛過合格線，而她的目標是要超過550分，中間尚有100多分的鴻溝要跨越……

已經超過30個小時沒有睡覺，真的不會困嗎？

“我剛才不是趴了會嘛。”劉昶指的是上午與剛保研上岸的婭琳交流時，坐在大學生社團辦公室內的小憩。這間10平方米大小的屋子，是她過去兩年來的主要活動場所之一。工作資料、成箱的功能性飲料和零食堆滿了房間的角落，房間中央的一塊展板上透露著，在不久前結束的納新招募中，15名大一新生通過面試順利入社。

“大一、大二是干事，大三的負責，大四的考研。每年一批批放人。”劉昶解釋。如今，已經讀大四的上任社長去備戰考研了，正在讀大三的她接任了社長一職。

這樣的一天只是尋常。

她打開手機日程表，展示自己今年5月份度過的最忙一天。那天從早到晚密密麻麻排了十幾項行程，每一項行程的起止點緊密咬合。“你看，12點下課，12點50就趕到這里參加活動。”兩地之間的車程超過半小時，她的語氣中有一絲驕傲。

最難的還是大二上學期。因為轉專業，她在這一學期內修了22門課，上課時間一定會有沖突，也就有影響績點的風險。

但從結果看，她這一年依然保持了專業第一的成績。從過程看，這是一場極限挑戰。

要“社交”——“得跟老師說好，讓老師理解理解。”

要“主動”——“有一門課回答問題加20分，平時分一共才50分，就硬逼著自己坐第一排，去舉手。”她說，“我最討厭上課舉手。”

要“熬夜”——已稀松平常到不值得單獨講述。路過一臺自助零食柜時，她歡樂地講起，自己曾和室友趕作業到凌晨三點，因為太餓一起在這臺機器上買零食的細節——這樣的生活也是尋常。

“只要你一直在動，就不會困，只要坐在那里，你就會睡過去。”清醒的時間已接近35個小時，劉昶突然提起困不困的話題。

尋找確定性

深究起來，尋找確定性好像是造成今日處境的關鍵動因。

劉昶是山東人，父母在家鄉一座小城里任公職。媽媽愛好寫作，從劉昶年幼時便引導她的寫作興趣。劉昶不負期望，從小參加過大大小小數不清的作文競賽，拿過數不清的獎。讀高中時，“成績下滑得厲害”，擔心考不上大學，在父母建議下，她決定利用寫作特長走“綜合評價招生”這條路。

高考那年恰逢新冠防疫期，所有的綜合評價招生考試改為線上，這讓劉昶擁有了更多選擇。她太擔心不確定性了，因此除了省外的幾所夢想院校，省內幾乎所有高校都報了名，包括985、211，甚至“雙非”院校。

于是，當她被夢想拒之門外時，還是通過“綜合評價招生”被省內一所“雙非”院校錄取。盡管結果和夢想有差距，但劉昶認為自己至少通過努力把握住了眾多不確定性中可以確定的那一部分，至少最后“有學上”。

她自稱“認命了”。但其實也沒認。

高中讀的文科班，大學專業偏偏屬于理工類。她從一入學就決定轉專業，但按照學校規定，轉專業的條件是成績必須名列前茅。因此她每天早晨5點半起床，晚上10點半睡覺，拼命學習只為“拉績點”。回憶大一第一學期，留下的感受只有“學得很焦慮”。

辛苦付出的收獲很明顯，劉昶成為專業第一，學生骨干。“就是給老師干活的，以后得獎什么的肯定會想著我。”她解釋這種角色的重要意義。

大一下學期，劉昶不顧身邊幾乎所有人的阻攔轉入了一個文科專業，為了學習不那么吃力是一方面，年少時埋下的寫作夢是另一方面。

她也記得一入學時就做出的另一個決定——爭取保研。在保研這場游戲的規則中，轉專業顯然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她為此付出的最顯著代價是，無法進入新學院的學生會，也喪失了在原學院積累的一切資源。

“在這邊誰都不認識，什么都沒有，就是一張白紙。”這是劉昶始終放不下的一個心結。沒有“關系”意味著遠離信息源，意味著很難接觸重要競賽和活動的消息，意味著被排除在評獎候選人之外，意味著在保研這場關于信息差的博弈中處于弱勢。

“你要自己去尋找機會。”這是一件很難用幾句話概括的事。它體現在一些具體而微妙的小事中。比如，無所求地幫學長做PPT，主動去學院里幫忙干活，多參加學院組織的活動，“就算沒人叫，大型活動也一定要去露臉”。

作為專業第一名，劉昶放棄過國家獎學金的競選答辯，因為“獲獎人肯定從學生會里出”；也放棄過爭取出去打比賽的努力，因為“學院向外推薦的唯一一支參賽隊伍，一定是學生會主席帶隊”。

大二時，她通過競選加入了一支面向全校招募的大學生創新創業競賽隊伍。在學校里，像這樣的團隊有時能達20人，但按照比賽規則，一支隊伍最多只能掛15個名字，按照保研規則，只有前五名有效。

這是一個排隊的游戲。“從大一開始你就可以跟著一支隊伍干，一開始位次靠后，先積累資源，等熬到大三，學長學姐畢業了，他們就會把這個項目傳承給你。”劉昶加入時便是積極活躍分子，努力肯干。如今，她的位次已進入前五。

在劉昶看來，轉專業這個決定的積極意義是，學習的壓力確實減少了，自己不用像從前那樣“學得那么累”，可以分散更多精力在其他事情上。同時，專業成績還能始終保持在第一名。

“如果學的這個知識讓你很痛苦，每天郁郁寡歡，我覺得這樣的生活不會快樂，會讓人產生一種想放棄，甚至復讀的感覺。”劉昶說，“像現在，我很輕松，每天不需要思考這個題怎么解，只需要思考今天要完成的任務，需要哪些條件，如何獲得，就足夠了。”

學院里，盡管有意隱藏自己正在爭取保研名額的事實，但相熟的老師提起她時，仍用篤定的口吻評價，“挺優秀的孩子，是有希望保研的。”老師們開會時也會談論，“多轉過來幾個這樣的就好了，學院就輕松了。”

如今，進入保研爭奪戰的關鍵一年，專業成績、綜測排名均名列前茅，名下有一項專利、一串長長的獎項與實踐經歷，是大家公認的優等生，對劉昶來說，保研已經不是一個選擇，而是一種可能性。

至于考研，那太不確定了。“我不想考研了，知道自己可能考不好，重大考試發揮不出水平。”話雖如此，考研依然是她追求確定性的一條退路。如果保研失敗，就考研；如果沒考上，就“二戰”；如果“二戰”失敗，就去找工作，她一步步盤點退路。

“其實我還挺幸運的，如果現在真的要面試一家企業，我能拿出來的已發表作品大概有這么厚。”她用兩根手指比畫出大約十厘米的厚度。

看起來，那個關于未來的不確定性正無限接近確定。

蝴蝶的翅膀

對保研人來說，在9月29日塵埃落定前，沒人能說什么是確定的。

為追求確定性走上的保研之路，實際上是一條埋伏了更多不確定的艱難之路。這是劉昶最初沒想到的。

一個與劉昶相熟的男生，曾立志考入中南大學，今年保研結果揭曉才得知，他選擇了“雙非”的本校。“很可惜，但能保肯定比考好，這是一個確定性的問題。”她如此評價。

保研上岸的婭琳，盡管專業排名第一，但在這一年里一次次被一所又一所目標院校拒絕，直到9月29日出結果的那一刻，才知道自己被南京一所211高校的財務管理專業錄取。“就是處在一種有學上和沒學上，二者之間反復搖擺的崩潰中。”劉昶這樣描述自己的觀察。

無論如何，對劉昶來說，保研是明年的事，眼下不確定的事情已經夠多了，她甚至排不出一個優先級。

“明天要做Presentation的那門課和另一門課沖突了，我不確定哪個老師能給我更高的分數，我不知道應該在哪門課上更下功夫；我不確定年底六級能考多少分，我英語不好，如果達不到那個線，很多學校就會拒絕我；我不確定明年的保研政策怎么變，我是轉專業過來的，原專業的平均績點比現專業低，如果核算方式對我不利，那我肯定保不上了。”

每一次微不足道的選擇與判斷，都像蝴蝶的翅膀，指向了保研結果的不確定。在列舉完上面那些因素后，劉昶突然得出一個結論：“我可能保不上了。”

緩解焦慮與不安，方式之一是先否定那個目標。“我覺得現在的目標不是保研，是考研。太累了。保研這事兒，我只能說知道里面的道道，但我不一定參與其中。”談話中途，劉昶突然修正了自己此前的所有說法。

緩解的方式之二，是為自己的行為尋找合理性。“我只是覺得打比賽很好玩。”說這句話時，劉昶好像全然忘記了一小時前，她在解釋為何現在手里只有一項比賽時說的那句“不太想打了，今年有點累了”。

方式之三，是睡覺。不被重視的睡眠，在這時發揮了巨大作用，“睡一覺就好了，你會有明確的目標，你要思考接下來要干的事情，盡量讓自己忙碌起來，沒有時間去想別的。”

最后，這場自我療愈落腳在一段理性的總結里：“我能做的，是盡量增加生活的確定性，把不確定的變得確定。比如我不確定自己能不能保研，但我能確定的是，只要把績點穩住就有保研的機會。盡管不確定性依然存在，但我能穩固這個不確定的概率，起碼心里有底了。”

失去了什么

得到一個確定結果后，婭琳卻陷入了新的不確定。

十一假期返校后，她很快投入到助理會計師資格的備考中。這原本是一個可以在畢業后考取的證書，但婭琳考慮，“保研完成后還有一年的空閑時間，我打算卷一卷。”

“這個超級難，我要用考研的學習強度試一試，看看一年能不能拿下6科來。”婭琳每天跟著學校的考研大軍一起出入圖書館，從早上8點半學到晚上10點，一邊覺得“學得快崩潰了”，一邊又感到“很滿足”。

“保研結束后，就有一種空了的感覺。忙了三年，每天從睜開眼就忙這個事，突然有一天不需要再去做這事了，會覺得生活突然空了。”用另一場備考來填補上一場留下的空洞，這是婭琳的安全感來源。

她是這場“保研戰”中相對幸運的那個。如果說每一位保研候選人都有一個核心競爭力，婭琳相信自己的核心競爭力是學習。

婭琳高中就讀于家鄉一所普通中學，成績始終是全校前幾名，讓她對自己保留著優等生的期待。可考上一所“雙非”院校和自己的“預期差太多”，為此她花了一星期的時間來消解接到錄取通知書后的“崩潰”。

喜歡看《今日說法》的婭琳曾有一個法律夢，因此她在大一入學后輔修了法學。人生字典里從未出現“放縱”二字的她，仍帶著高中時的那種學習方式，“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學習上，不管其他事情。”婭琳如是回憶自己的大一時光。

卷入保研之爭后，這種心無旁騖的狀態一去不復返。婭琳發現只有專業成績第一還不夠，綜測排名也要拉上去。而追求綜測成績，就不可避免要多參加活動、多社交、多獲獎。她開始調整自己適應這場游戲的規則。

“每個保研人都變成了社交達人。”這是她的結論。對于一個內向的人來說，刻意社交的過程是折磨，去聽沒意義的講座也是折磨，去刻意“攀附關系”更是折磨，婭琳到現在也無法突破這個障礙。

大三那年，她徹底放棄了自己的法學夢。“是被迫放棄。因為開始忙保研了，已經沒有太多時間給我去追求自己的熱愛了。”婭琳說。

遺憾嗎？她沒有正面回答這個問題。

“在這個過程里，考試沒考好，比賽沒比好，各種不好的事情太多了。慢慢地你就學會不去考慮已經發生的事情，只考慮當下。”婭琳透著明媚的笑容說，現在自己已經從內向變得外向了，在一次次社交與一場場活動的歷練中，她找到了對外表達的自信，甚至開始享受這個過程。

只是，她隱約感知，“我已經沒有之前的學習熱情了。”

大二時，她還會為周末到底是去參加學生會的活動掙那0.5分，還是去學習輔修的課程糾結，她還會堅持“寧可費更大精力通過學習提高一分，也不去參加沒意義的活動浪費時間”。如今，她后悔沒有早點扭轉這種思想上的“偏差”，否則保研的結果可能會更好。

失去的，還有生活的熱情。

在保研的高壓與反復折磨下，婭琳發現自己很難找到讓心情產生很大波動的事情了。“快樂的闕值變高了，對什么事情都是淡淡的，心累了。”

甘愿吃“苦”

很多時候，保研是個“磨心態”的過程。

等待上岸的劉昶至今仍在磨。她清晰記得自己在一次英語考試前改競賽PPT的那個夜晚，“每天都是英語書放這邊，PPT放另一邊。我勸自己改PPT吧，英語就先別學了。但內心非常崩潰。”

這種糾結和矛盾撕扯著她，至今仍在撕扯。但她從未想過，如果沒有保研，自己將是一種怎樣的生活狀態。“從來沒想象過。我真的已經習慣了，如果沒活干，我就會很無助，很彷徨，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那樣的話，我反而壓力更大。”

那種“每天除了上課就是玩”的大學生活不是她的向往，如今的這種吃苦被她糾正為“甘愿吃苦”。“你嫌棄苦，完全可以放棄，沒有人強迫你。”她說，“但我覺得這不是真正的苦，真正的苦是最終沒有得到應該得到的東西。你會發現現在承受的苦比起最后結果的苦，要輕松得多。”

這是一個無法用“苦”字概括一切的故事。

秋分之后的太陽是過了6點才會升起來的。但這并不意味著，你在6點前趕到海邊就一定能看到日出。意外因素有很多，比如，陰雨天。或者，大部晴朗，但恰好一片路過的云遮蔽了太陽。

日升日落這么有規律的事情都充滿了不確定性，人生能夠把握的確定的部分也只能局限在眼前。“我不想那么多了，先把這學期的目標完成吧。”劉昶說，“目標是把六級分刷高。”

“我突然想把朋友喊出來看日落。”迎著夕陽的方向行走時，劉昶突然說。此刻是下午4點40分，距離日落至少還有半個小時。漫長的一天還沒結束，5點前她要趕回辦公室值班，遠方的朋友當晚就要離開，那輪早上偷偷升起來的太陽還掛在天上。

（文中婭琳、劉昶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