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王艷春

　　3月11日，亳州市渦陽縣高中生小黎在放假回家路上遭到歹徒擊傷被扔到溝里。第二天，村民發現滿臉是血、奄奄一息的小黎后，向當地的高公鎮派出所報警，可來的警察卻草率地將其認定為凍死的流浪女，便讓民政辦的人拉到火葬場火化。可是司機將小黎拉到半路上再次將其扔到了溝里 ，直至被太和縣的村民發現并報警，才被緊急送往醫院。

　　如果說路遇歹徒，讓人為這個18歲女孩的不幸感到心痛、對施暴的惡人憤慨難抑的話 ，警方和民政部門的“冷血”卻要致命得多，因為使公共救助的最后一寸底線淪陷 。有時候，挽救一個生命，并不全賴所謂的專業技能。只要對生命的基本敬畏和起碼尊重尚在，稍微用心，就能抓住轉瞬即逝的“ 黃金時間”，救人于危難。比如，只要第一次處警的高公鎮警方多檢查一番，就不難發現小黎呼吸尚存，并未死亡，從外傷上也能知道這是一次刑事犯罪。此時，只要判斷正確，無論對于搶救小黎還是抓捕嫌犯，無疑都是絕佳時機。遺憾的是，警方竟臆斷為“一個凍死的流浪女”，這一荒唐至極的判定將小黎再次推向瀕臨死亡的深淵。

　　渦陽縣警方事后說這是嚴重的“不作為”。然而，簡單地說是“不作為”恐怕也太避重就輕、文過飾非。有什么樣的“不作為”，可以沒有檢查就說一個人已經死了，沒有調查就可以隨口編一個死因，而且還可以隨便把人拉去火化呢？人命如草芥般被隨意處置，這是一種多么恐怖的執法過程。令人戰栗之處，不在于“作為”“不作為”，而是人性之中對于同類的憐憫、同情，被非常粗暴地摒棄了。

　　面對一個奄奄一息的人，非但不施救，反而將其遺棄。就個體的私德而言，可以說旁觀者冷漠、無情；可對于一個本該執法救人的公共部門來說，一句“不作為”、“冷漠”難以勾銷。對個體，充其量只能用庸常的道德標準去衡量，即便對那些沒有及時施救小悅悅的人，最多也只能是道德上的譴責；然而，對于警方、民政部門而言，“救人”便稱不上是“道德要求”，而首先是“義務和職責”，如果沒有做到的話，就不僅僅是“缺德”，而是在“瀆職犯罪”。

　　別把高公鎮警方的“冷血之舉”輕佻地說成“不作為”，這關乎生命的尊嚴，不能以褻瀆生命為代價，含混了公權力的應有責任以及失職的嚴重性。當然，這些都只是事后的定性，并不是最要緊的事，而反思小黎悲劇的根源、查明真相、追究責任顯得更為緊迫。比如，為何最初處警的警察敢于隨口就給傷者定生死，而且不經過任何程序就要將人火化？后來的民政辦司機為何敢于將人隨便遺棄在半路上？這種種顛倒常識、出離人倫的殘忍，如何能肆無忌憚地上演？無論如何都要查個究竟，給小黎及全社會一個徹底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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