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鄧海建

　　一個多月前，新華社記者深入大涼山，近距離接觸了許多貧苦的孩子。記者推薦了一篇小學作文，一篇“世界上最悲傷的小學作文“。文章的名字叫《淚》，作者苦依五木，一個來自大涼山的彝族小姑娘。（8月4日新華網）    

　　文章全是短句子，短段落，流水賬般的生活，記錄了一個孩子最悲慘的人生遭逢。從“四年前爸爸死了”到“媽媽已經死了”—— 沒有呼天搶地的痛哭，唯有一種冷冽的絕望，眉目清澈地從文字間望著這個世界。最深愛的親人，卻最冷冷地看著他（她）“死”去,清澈的死亡敘事，標題是“淚”。所謂大悲無聲，大抵就是這個意思。

　　在傳統勵志邏輯里，別人的悲傷，也許總能熬成一鍋“雞湯”，用以傷春悲秋，喟嘆凡塵。不過，“最悲傷作文”里的一些細節，恐怕還是需要跳脫出文字的框架，從社會與制度層面加以考量：一則，“媽媽病了，去鎮上，去西昌。錢沒了，病也沒好。”孩子沒有抱怨醫療質量，更沒有在緊張的醫患關系上撒鹽。但，對于一個貧困家庭來說，貧病交加的絕望，恐怕亦需要從基本保障制度中尋求一絲溫暖。“爸爸”是怎么死的并不清楚，“媽媽”是病死的。對于死亡，是孩子選擇性遺忘了制度的關懷，抑或在家庭的生老病死中本就是“私人故事”而已？二則，孩子勸病倒的母親，“媽媽，你一定會好起來的，我支持你。把我做的飯吃了，睡睡覺，就好了。”生病了，當然要吃藥要去醫院，何況，“媽媽”也曾去過“鎮上”與“西昌”，可是，為什么她還是勸慰母親吃了自己的飯就好了呢？

　　苦難就是苦難，它并不一定指向成功與榮光。2014年全國農村貧困人口為7017萬人。貧困、極度貧困人口，不僅在大涼山，更不只一個苦依五木。

　　“最悲傷作文”，見證的不僅是一個孩子悲傷的命運，它見證的，還有這個社會的貧困之殤、階層之殤、救濟之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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