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韓金惠　

　　“檢察院把我們推上被告席，以前從沒有過的事。”貴州省金沙縣環(huán)保局局長秦蓁最近有點郁悶，該局因為行政不作為 ，“怠于處罰”污染企業(yè)，被檢察院告上了法庭，成為全國首例由檢察機關提起的行政公益訴訟案。（本報12月22日A27版報道）

　　檢察院因環(huán)保局行政不作為而提起行政公益訴訟，別說對于環(huán)保局是“以前從沒有過的事”，就是在全國來看也實屬罕見。統(tǒng)計顯示，僅2006年到2010年，我國環(huán)境信訪就達30多萬件，行政復議2600余件，可進入訴訟程序的還不足1000件。對此，法律人士說，“公益訴訟制度不完善是瓶頸”，但制度建設又卡在了哪里呢？

　　最明顯的困境就是“誰來當原告”。當前的現(xiàn)實是，大量由公民或社會組織提起的公益訴訟，基本上都被法院以不具原告資格為由“拒之門外”。既然個人和社會組織“不夠格”，那么由檢察院這樣的法律監(jiān)督機關來作為公益訴訟原告，就權威而可行得多。十八屆四中全會公報也明確提出，探索建立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制度。只不過，這一制度正如公益訴訟本身一樣，在我國還只是學術用語，并未上升到法定層面，更缺乏應有的可操作性。

　　貴州金沙縣檢察院對環(huán)保局提起公益訴訟，可謂在實戰(zhàn)上走出了第一步，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排污企業(yè)拖延支付排污費近一年，既損害公眾利益，又致國有財政資金流失。對于這樣的行政不作為，“民告官”無法進入司法程序，“官告官”就要發(fā)力。而一旦這種發(fā)力成為常態(tài)，不僅會對行政部門和相關負責人形成法律震懾，更能有力推進依法治國、依法行政。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2013年1月1日生效的我國民事訴訟法(修正案)改變了從前“原告必須是與案件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規(guī)定，確定提起公益訴訟的主體包括與損害沒有直接利害關系的“法律規(guī)定的機關”和“有關組織”，但尚未對檢察院的“原告”地位進行明確的法律授權。正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難怪金沙縣檢察院“壓力山大”。而頂著這樣的壓力，又有多少檢察院能放開手腳去訴訟呢？

　　另外，要建立檢察院提起公益訴訟制度，還要在檢察機關內部成立獨立的公益訴訟機構。因為，面對日益增多的公益訴訟案件，檢察機關一旦心有余而力不足，就很難避免選擇性執(zhí)法。要消除這種隱患，就必須保證足夠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這也是公平、均衡地維護公共利益的需要。

　　公益訴訟往往涉及多數(shù)人的利益，不能因訴訟門檻高而徘徊在司法程序之外。既然檢察院提起公益訴訟為公眾守住了司法這條“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那就不能僅限于個案，而要多多益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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