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紅梅

　　今年7月，中央第二巡視組向北京市反饋巡視情況時指出，北京鄉村干部腐敗問題凸顯、“小官巨腐”問題嚴重、征地拆遷問題較多。針對這些問題，北京市紀委展開專項整治，目前正在對56名鄉村干部違紀違法問題嚴厲查處，其中朝陽區孫河鄉原黨委書記紀海義受賄9000余萬元、海淀區西北旺鎮皇后店村原會計陳萬壽挪用資金1.19億元（本報昨日A19版報道）

　　其實，鄉村干部“小官巨腐”現象在各地并不鮮見，只不過北京的“都市村官”比較多，才使得這一問題比較突出罷了。近年來，隨著我國鄉村經濟的發展和城鎮化建設的不斷深入，舊城改造、新農村建設及征地拆遷過程中衍生出多位“千萬級鄉村干部”，原來觀念里的鄉村芝麻官逐漸變成了有利可圖的肥差。據新京報記者不完全統計，自2013年以來，全國各地公開鄉村干部違紀違法案件多達171起，其中，涉案金額超過千萬的案件有12起，涉案總金額高達22億元。

　　從以往的案例來看，“小官巨腐”呈現出以下特點：職級不高但多握有實權、涉農犯罪常與拆遷相連、不少貪腐涉小額工程、賄賂型犯罪超過貪占型。權力過于集中、法律意識淡薄，是“小官巨腐”的重要原因。雖然按照相關規定，鄉村干部要通過村民自治機制選舉產生，但是在巨大的權力尋租誘惑下，一些人不惜通過拉票賄選當上干部，日后再通過強占征地補償安置款、挪用涉農補貼資金、揮霍集體財產、亂收費等違法手段加倍撈回來。

　　農村“小官巨腐”問題嚴重，暴露出基層權力監督機制不健全。盡管有鄉村級的內部監督機制，但是在盤根錯節的熟人社會，內部監督相當不到位、不完善，甚至形同虛設。此外，“小官巨腐”與上級領導的包庇縱容也脫不了干系。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小官敢于“巨腐”，往往不是因為小官天生膽大，而是有恃無恐——上面有人罩著、有人護著，小官才敢于甩開膀子大貪特貪。再加上“天高皇帝遠”等客觀條件的限制 ，小官們手中的權力日漸失控，造成了“小官巨腐”的基層政治生態。

　　鄉村干部是連接基層群眾和政府的橋梁，如果“小官巨腐”現象無法得到有效遏制，新型城鎮化建設為廣大農民釋放的紅利將被攔截，這無疑會引發群眾不滿。為此，相關部門在嚴查和問責違紀違法案件的同時，還須舉一反三，完善鄉村干部隊伍選任及管理機制。比如，北京市有的鄉鎮黨委試點向村派駐紀檢監察員，對村干部的權力行使過程加強外部監督。同時還需加大基層民主對于權力的監督，讓鄉村干部身在鄉野也不敢貪腐。

　　事實上，鄉村干部雖然處于權力體系的末端，手中的權力卻一點也不小，做出的每一個決定都直接影響到老百姓的利益。一些鄉村干部身兼數職，一句話就能決定村里的大小事務，極易獨斷專行。因而要想遏制基層干部貪腐 ，除了對其予以有效的監督，還要在農村基層組織推進“簡政放權”，削減鄉村干部對集體財產管理、處置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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