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濤

　　按照我國現行刑法規定，除非是“索賄”，其他的必須要有“為他人謀取利益”這一條件才構成受賄罪。這往往成為部分官員為己辯護的“尚方寶劍”。而在世界上大部分國家和地區，甚至在《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在受賄罪的認定上都沒把“為他人謀取利益”作為構成要件。一些學者和檢察官指出，現行刑法對受賄罪的入罪條件、量刑標準等規定不合理，已然成為打擊貪官的法律障礙，呼吁降低入罪門檻、修改定罪標準。(7月28日《南方都市報》)

　　入罪條件、量刑標準等規定不合理，讓受賄罪的門檻偏高，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學者的呼吁也有一定道理。但是，實事求是地講，這些年，隨著一系列司法解釋和刑法修正案的出臺，受賄罪的入罪門檻已經降低了不少。但是，在司法實踐中，一些地方查處受賄犯罪仍然步履維艱，這恐怕并不在于法律規定的不完善，而是一些“潛規則”導致受賄罪查處的隱性門檻比較高。

　　比如說，一些地方規定，查處一定級別的官員必須經當地黨政主要領導點頭同意。再比如，按照刑法規定，受賄五千元以上就必須立案偵查，但一些地方有不成文的規定，查處級別不同的官員，立案標準并不相同，有些官員甚至要受賄五萬元以上才立案。此外，有些地方對具有一定貢獻的官員，也往往以紀律處分來代替刑事追究。再有就是，地方紀委、檢察機關是不能查處當地黨政主要官員，查處地方黨政主要官員的權限在上一級紀委和檢察機關。這些所謂的“潛規則”與隱性規定，都在有形和無形中提高了查處受賄犯罪的門檻，而更重要的是，這樣的“潛規則”與隱性規定也破壞了法律，造成了不公平。

　　所以，我們在關注法律上存在的對受賄罪門檻高的問題同時，更應當關注司法實踐中各種隱性門檻過高的問題。降低隱性門檻需要多管齊下，綜合治理。一是改革司法體制和紀委的領導體制，讓司法和紀委的人財物不再受地方干擾，目前，這一改革正在推行；二是大力清理各種“潛規則”和隱性制度，紀委和司法機關查處地方官員無須向地方黨政主要領導報告，各種事實上比刑法立案標準高的規定都予以清除；三是嚴格執法，加強權力制約與監督，對于擅自制定“潛規則”或者利用權力干擾辦案的官員，造成腐敗分子被放縱的，必須嚴肅追究紀律和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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