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志愿軍烈士后人胸前掛著父親遺像,手持菊花敬候父輩遺骸歸來。

　　烈士和父親這兩個難以聯系在一起的身份之間,間隔了60年。

　　3月28日,完成中韓交接儀式的437具中國志愿軍烈士遺骸,運送至沈陽抗美援朝烈士陵園。

　　對很多志愿軍烈士后代來說,父親是一個陌生的概念,他們悄無聲息地走了,然后埋葬在異鄉的土地上。很多后代的這一生,并未享受過父愛,但仍愿意用盡一生的時間,去追尋父親并不太長的生命里的舊日時光,尋找、還原一個活生生的烈士父親的形象和故事。而更多年輕的烈士,還未能有過自己的孩子,便無法歸來。

　　在遺骸進入陵園的一刻,兒子和父親相遇了。

　　文/片　本報深度記者　寇潤濤　　　

　　無論父輩遺骸在哪,都一直惦記這一天

　　3月28日凌晨3點,66歲的鄧其平失眠了。幾個小時后,他就要去迎接從韓國回家的437具志愿軍烈士遺骸。

　　鄧其平住的沈陽市陵園街與銀山路交匯處的這家賓館800米外,就是全國最大的抗美援朝烈士陵園。

　　鄧其平索性爬了起來,為了不打攪一旁的妻子,老鄧沒有開燈,思緒借著手機屏幕的微光開始蔓延。

　　鄧其平的父親名叫鄧仕均,在他眼里,鄧仕均是一個響當當的名字,不僅因為父親在朝鮮戰場上犧牲。“我父親的事跡被報道過多次,從中央電視臺到老家的地方報紙。”鄧其平在接受齊魯晚報記者采訪時豎起了大拇指。　　

　　2013年,朝鮮戰爭停戰60周年之際,韓國總統樸槿惠首次訪華,給鄧其平、康明這樣的志愿軍烈士后人帶來了一個振奮的消息:位于韓國坡州墓地中的中國志愿軍軍人遺骸將送還中方。

　　“韓國方面已經沒有政治阻力了。”當時,身為“志愿軍后代尋先烈墓園”QQ群發起人的康明與網友們做出了這樣的判斷,前往坡州墓地祭掃一事被提上日程,“馬上簽證、組團,去韓國。”康明說,這是純民間的活動,就是為了尋找父輩的蹤跡。

　　當年7月29日,這個名為“朝鮮戰爭志愿軍烈士后代祭掃團”的特殊“旅行團”抵達韓國,康明、苗務才、韓曉燕是組織者,除了熱心人張偉和李進,其他人都是志愿軍烈士后代。

　　鄧其平因為家里有事抽不出時間,錯失了這次機會,他只有不斷地往韓國打電話:“康明,找到烈士墓地了么?”“老苗,你們怎么祭拜的?”“曉燕,墓地的墓碑上都刻名了么?”

　　康明來自青海西寧,烈士康致中之子；苗務才來自河南濟源,烈士苗維忠之子；李海放來自上海,烈士李樹人之女；韓曉燕來自山西太原,烈士韓啟明的侄女。

　　在這處位于“三八線”以南、韓國京畿道坡州市面積約6000平方米的墓園里,第2墓區整齊埋葬著中國人民志愿軍的遺骸。

　　“這里的墳墓都面朝北方,是咱中國故鄉的方向。”康明說,墓地由韓國政府統一管理,所有墳墓都沒有名字,只刻有遺骸被發現的位置。

　　一個單葬墓的墓碑引起了韓曉燕的注意,遺骸發現的地方就是韓曉燕二伯父韓啟明犧牲地附近。韓曉燕眼睛瞬間變得濕潤,雖然不能確定這座墓里長眠的就是她的二伯。

　　拿出家鄉酒,再擺上糕點,前來祭拜的烈士后人們都在墓地前跪拜、痛哭。“祭拜過后,大家都許下了一個心愿:等烈士遺骸歸國前,一定來韓國迎接。”康明在電話里這樣對鄧其平說,鄧其平老淚縱橫。

　　綜合各方信息,康明等人覺得,韓國方面送還志愿軍烈士遺骸可能會在2014年的清明節,送還的“提前”到來,讓他們有一些“措手不及”。

　　時間太趕,他們來不及去辦理簽證,于是臨時決定“去沈陽迎接”。

　　來沈陽迎接志愿軍烈士遺骸歸國,是鄧其平這輩子都不會錯過的、最重要的事情。“我父親極有可能就在這批回家的烈士中。”老鄧有自己的分析,他的父親鄧仕均是在韓國洪川江南岸一帶犧牲并臨時埋葬的,而這一批的發掘工作恰好也包含了該地。

　　仍未有睡意的鄧其平發現,窗外已泛起初春清晨的白光,“又是一個未眠夜。”

　　為了迎接“父親”歸來,鄧其平覺得自己得好好收拾一下。面對著鏡子里那個頭發稀疏、雙鬢斑白的老人,鄧其平慶幸自己在有生之年還能看到父輩的英靈從國外回來,“不管里面有沒有父親,我們來這里就是為了說出自己的心里話,無論父輩的遺骸在哪里,我們一直都惦記這一天。”

　　苦尋50年,只為看清父親模樣

　　66歲的苗務才直到5歲才知道自己是有父親的,但他這輩子,從沒見過自己父親的面。

　　1953年,父親苗維忠在朝鮮戰場上犧牲,部隊將苗維忠的獎章和日用物品寄回老家,里面有父親的一張照片。

　　“那是我第一次在照片上看到父親的樣子。”盡管只有一張照片,苗務才有空就從柜子里拿出來看看父親的樣子,“很幸福、很溫暖。”

　　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苗務才開始在全國四處搜尋父親的戰友,盡可能了解父親生前的一切情況。他想了解一個活生生的父親。

　　1965年開始,他寫信給父親生前的部隊查詢父親犧牲的詳細情況。直到1983年,換發革命烈士證書后,他從烈士證書的說明上看到,父親犧牲后葬在朝鮮江原道金化郡地井地區。幾十年來,他跑北京、跑太原、跑合肥、跑烏魯木齊,派兒子跑成都,到處找180師父親的老戰友。

　　苗維忠生前的戰友郎東方寫了《戰友苗維忠同志生前幾點戰斗回憶》。在這個回憶錄中,苗務才得知了父親更為詳細的故事:苗維忠1944年入伍,1949年入黨,1953年2月9日在朝鮮魚隱山戰斗中犧牲,年僅29歲。生前立過一等功三次、三等功兩次。

　　這位安葬于朝鮮的烈士,赴朝前是180師540團偵察兵,解放太原后南下解放陜西、解放大西南,然后赴朝作戰。在抗美援朝戰爭的五次戰役中,180師為掩護友軍撤退受到重創,苗維忠成為少數突圍成功的士兵。

　　來沈陽前,康明就向齊魯晚報記者介紹苗務才尋找父親的故事,“一個農村出生、一輩子干農活的老漢,整理出來的材料都可以出書了。”

　　其他的志愿軍烈士后代喜歡喊苗務才“苗老漢”,因為苗務才的口音里透露著中原的粗獷與樸實,他常說:“我就是農村的,不遺余力地找父親就是要給父親披麻戴孝,讓父親知道,兒子一直記著他。有一天能夠去父親的墳上抓一把土回來,給自己以及去世的家人一個交代。”

　　不親眼看到這些志愿軍烈士后代手里的一堆堆材料,就很難了解到他們尋找父親背后有過怎樣的辛酸和艱難。就像康明說的那樣,“他們什么時間入朝作戰,打仗時如何英勇,到底是怎么犧牲的……我們之所以能如此了解自己的父親,是因為這些都是每個人用嘴巴問、用腳跑、用手扒拉出來的故事。”

　　希望有生之年到父親墳前一拜

　　苗維忠的戰友王順秀回憶起當年的戰爭場面,就像在訴說昨天剛發生的事情。

　　“1951年5月,朝鮮戰爭的五次戰役結束時,在回撤當中,180師因前進過遠,加之回撤中組織不周,被敵人包圍。突圍中我因生病住在六十軍的第三收容所,當擔架抬著我走到馬坪里時,遇到了負傷的偵察參謀苗維忠。”王順秀說。

　　苗維忠和王順秀是一個司令部的,“我在管理科當指導員,他是偵察科的參謀。我們當時就有意同路突圍。”王順秀回憶,經過一夜的奔波,天亮時走到馬坪里的突破口。

　　由于敵機轟炸沒法前進,苗維忠和王順秀就在山上樹林里躲了一天,等天黑下來,他們又向前走。“我們是順著公路走的,敵人用大炮由后向前打,再由前向后反復地追擊。”

　　炮彈不時在他們身邊爆炸。就這樣白天躲晚上走,兩人走了八天才走出敵人的炮彈封鎖范圍。路上沒東西吃了,就在路邊撿美國兵丟棄的食物以及摘野菜充饑。

　　1953年初,重振后的180師輾轉朝鮮東線戰場,苗維忠在上甘嶺魚隱山戰斗中犧牲。539團的文化教員童志安安葬了苗維忠。

　　這一年年初,童志安接到180師539團首長命令,要求他在朝鮮戰場東線魚隱山前“八一站”前進包扎所負責安葬烈士工作。他們選擇了一片飛機難以轟炸,大炮難以轟擊的隱蔽地區,挖了42個深1.2米的烈士墓坑,作為安葬烈士需要。

　　當時規定,每個指戰員的軍衣左面口袋的背面,都寫上軍人的姓名和單位,避免出現無名烈士情況。童志安回憶說:“當年,我們團‘八一站’烈士墓地安葬的30多位烈士沒有一名無名烈士。”

　　苗維忠犧牲時的景象,對童志安來說仍歷歷在目。

　　那一年的2月9日下午,擔架員抬來了一位烈士,他就是師偵察科參謀苗維忠,是在宣傳喊話站被炸后,為掩護戰友、組織搶修設備而光榮犧牲。

　　“烈士抬來后,揭開掩蓋的被子一看,他身材魁梧,胸部和頭部負了致命傷,鮮血流出已經凝固。我點燃柴火,在汽油桶里融化雪水,用毛巾和紗布把苗維忠身上、臉上的淤血擦洗干凈,由擔架員抬到‘八一站’烈士墓地安葬”。

　　戰后,1953年8月初,童志安接到命令,帶隊到他們團征戰過的區域的各個墓地去掃墓,并碚添新土。1953年10月,部隊奉命回國。

　　1954年5月底,童志安再次入朝,向志愿軍政治部移交烈士墓地。入朝后,他們到各個烈士墓地,測繪了地圖。歷時兩月多,他們向志愿軍政治部移交了所有烈士墓地的手續。

　　1954年10月,童志安所在的部隊將烈士花名冊造好,由團報師,由師報軍,最后存檔。

　　2010年3月3日,苗務才以“濟源烈士遺孤”的網名在網上發帖:“我今年已60多歲,希望有生之年能到父親那邊的墳前一拜。但我對那里一無所知,求有關家父信息。”

　　回家的路,這才剛剛開始

　　目前,朝鮮半島仍有多達13萬具戰死者遺骸等待挖掘,韓國從未放棄對他們的搜尋。

　　韓國對陣亡軍人的系統性發掘開始于2000年。2005年,此項工作被確定為國家永久性項目,次年,韓國正式通過《國防部遺骸發掘甄別團創設法》。截至2012年下半年,韓國共挖掘朝鮮戰爭戰死者遺骸7009具,其中韓軍6009具,聯合國軍13具,朝軍616具,志愿軍385具。

　　2011年,中國啟動了境外烈士墓園和紀念設施國家保護工程。2013年7月4日,民政部表示,已基本完成了境外一百余處烈士紀念設施保護現狀的調查摸底工作,修繕了朝鮮檜倉志愿軍烈士陵園和巴布亞新幾內亞抗戰將士陵園。

　　不過,對于確認遺骸身份最確切的DNA比對工作,政府方面仍未公開宣布具體措施。烈士后代李海放通過個人關系打聽到了“內部消息”:“DNA比對工作將在不久的將來進行,不過工作量和難度比較大,所以完成時間不好預計。”

　　志愿軍后人、南方醫科大學老師阮征宇也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如果政府能在接收骸骨的同時進行DNA采樣,并逐步建立DNA數據比樣庫,越來越多的烈士后人便真的能迎接父輩回家。

　　延邊大學朝鮮韓國研究中心專家金強一表示,韓國歸還中方軍人遺骸這一舉動象征意義比較大,標志著韓國有意完全解決以前戰爭時期的遺留問題,開啟中韓兩國關系的新篇章。

　　金強一認為,這一問題屬于戰爭時期的遺留問題,以前冷戰時期的對立理念導致韓國將這些軍人視為“敵對國”的遺骸。戰爭遺骸的返還在世界各個國家不乏先例,這一次韓國歸還中國軍人遺骸數量大、較為徹底,“這是中國和韓國雙方共同努力的結果。”

　　作為長期研究朝鮮戰爭歷史的研究者,丹東抗美援朝紀念館副館長尹繼波也認為,志愿軍烈士遺骸回到祖國,是對英靈的莫大慰藉。同時,在新的歷史時代背景條件下,國家始終沒有忘記在朝鮮戰場上犧牲的志愿軍烈士,為歸國的烈士遺骸舉行隆重的迎接儀式,也是國家對烈士表達最深切的懷念和敬意。

　　身為志愿軍烈士后代和曾經的解放軍一員,鄧其平十分感慨,他說:“我們要牢記戰爭給人類帶來的災難,倍加珍惜和維護這來之不易的和平。”

　　3月29日,站在沈陽抗美援朝烈士陵園門口,康明、苗務才等人望著陵園內的志愿軍烈士紀念碑,久久不愿離去。“父親回家的路,這才剛剛開始,成千上萬的烈士遺骸還在國外等著歸來,今后的路還長,我們一直沒有忘記……”

　　 [編輯: 林永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