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生給前來尋求醫患糾紛法律援助的患者家屬提供幫助。

　　“我們不收錢,為了保持第三方的獨立性,我們不摻和有利益關系的一方,以保持公平,我們分析每一個證據的細節,來保持公正?！?br>
　　北京律師周厚興、張文生和一幫致力于醫患糾紛調解訴訟的人正在走這樣一條路:避開有醫院和政府背景的醫患辦、醫調委,成立獨立的醫療糾紛調解與法律援助中心,為矛盾的各方提供一桿各自都認可的“秤”。

　　讓患者理性,讓醫院平和,如何擺脫醫患糾紛各方的利益糾纏,樹立自己的權威,則成了這個新設的NGO組織難以承受之重。

　　誰能信任

　　11月27日,呼嘯的北風將北京的氣溫拉到了冰點。一大早,張文生就來到了辦公室,他約好要與一位遭遇醫療糾紛的患者家屬見面。

　　幾天前,張文生與律師事務所的同事一起牽頭,成立了北京首個民間醫療糾紛調解與法律援助中心。很多患者家屬接著就給他打來電話尋求幫助,王穎就是其中一位。

　　張文生剛到援助中心辦公室不久,王穎就推著女兒小莉來了。輪椅上的小莉一直盯著王穎傻笑,眼神呆滯,眼球也有些渾濁,透不出光。

　　說到女兒半年前的不幸遭遇,王穎至今覺得還是一個夢,“太慘了,我閨女才25歲。”她聲音哽咽。

　　今年5月,小莉感到身體不適,咳嗽不停,“好像感冒發燒了”,不過母女倆都沒在意。幾天后,小莉病情加重,“她挺難受,體溫有點高,還咳出了一點血。”王穎說,她趕緊帶著小莉去了醫院。打完針就當即“見效”,“小莉咳嗽的次數少了”。

　　沒想到,回到家后,當天夜里,小莉精神開始恍惚,腿腳也變得不利索。王穎回憶:“我喊小莉去洗澡,喊了半天,她坐沙發上也不答應,我就過去拉她,但是她跟石頭一樣死沉死沉的,站起來走路也搖搖晃晃。”

　　不幾天,小莉竟然站不起來了,她的雙腿就像灌鉛了一樣,即使王穎使勁抱起來,也只能耷拉著垂在地上。

　　“怎么回事?”王穎趕緊四處求醫,得知女兒可能因為之前在醫院打針用藥過量導致神經受損時,她癱坐在了地上。

　　不過,至今6個月過去了,王穎一直都沒有去找那家醫院理論,她想直接打官司,告醫院。

　　“找醫院調解的話,估計醫院最多也就拿出一萬塊錢賠償?！睂τ谂畠旱脑庥?不少代理醫患糾紛的律師都這樣告訴王穎,連張文生也這么認為。

　　而最主要的是,王穎說,她對醫患辦和醫調委都不信任,“醫患糾紛見多了,不管是醫院內部的醫患辦,還是衛生局下設的醫調委,說來說去,和醫院都是一家人?！?br>
　　對此,張文生表示理解,王穎這種內心深處的“不信任”并非個案,“這樣的失信現象很常見,同為衛生系統的醫患辦和醫調委在人們眼里的確應該避嫌”。

　　在我國,目前遇到醫患糾紛,大體有兩種調解途徑,一個是醫院內部的醫患辦,另一個則是有政府背景的醫調委。但在律師周厚興看來,他們各自都天然存在弊端。

　　周厚興多年研究醫患糾紛調解與訴訟,他指出,醫患辦隸屬醫院,其立場首先就會被患方質疑。醫調委有的隸屬衛生系統,人員大多是各醫院的退休醫生,也容易被患方質疑立場,且該機構一般不受理賠償金額在1萬元以下的糾紛調解,還有一些醫調委則隸屬司法系統,雖有強大的法律專業隊伍,但醫學專業知識的欠缺極大地限制了其工作的開展。

　　“這些醫療糾紛調解機構的先天‘缺陷’,往往經媒體傳播后在社會上被放大,甚至導致醫院有時也因此成為醫患糾紛的弱者、受害方。”周厚興說。

　　患者也會“小題大做”

　　有一次,張文生接待了一個打算告醫院的患者。這位40多歲的女士,患有下肢靜脈曲張,醫院曾為她做了手術,但手術意外失敗了。

　　在雙方的協調過程中,醫院提出讓這位患者到別的醫院治療,院方愿意負擔所有的醫療費用,并且給了她幾千元的營養費作為補償。

　　但是,這位患者認為,手術失敗讓她承受了極大的痛苦,院方的補償太少,缺乏誠意。

　　張文生1998年畢業后,先去做了3年醫生。在與這位患者接觸后,他明顯看出,對方對自己的病情以及治療完全不清楚,總覺得醫院得為她的遭遇全權負責。

　　張文生告訴她,“醫院能做到這樣已經很不錯了,按照現行法律,死亡病例的賠償金額大概是8萬到10萬元,以此為參照,靜脈曲張手術失敗,賠償幾千元也是合情合理?！?br>
　　再從醫學角度做了一番解釋,這位患者頓時就明白了,決定不再起訴。

　　“其實,這樣的患者在醫患糾紛案中并不少見?！睆埼纳f,他接手過的眾多醫患糾紛案,很大一部分都是患者“小題大做”。

　　不過,他指出,患者如此“小題大做”并非是為了要訛詐醫院,而是對醫學知識不了解導致的,容易把小問題想得過于嚴重,進而篤定醫院犯了巨大過錯。

　　同時,由于對醫療調解喪失信任,一些患者在發生糾紛后,既不申請醫學會鑒定,也不愿費時費力地到法院訴訟,就一味堅持“私了”,要求醫院高額賠償。

　　久而久之,一些醫生就把患者的“私了”視作一種“無賴行徑”,成了惡性循環。

　　“患方的不理性也和醫院霸道、強硬的態度有關?！敝芎衽d說,經常是患者找到醫院,人家根本不理,一句話“你告我們吧,愛上哪告上哪告”,就把患者堵了回去。

　　事實上,醫患糾紛傷害的絕不僅是患者和患者家屬,醫護人員在這種醫患糾紛愈演愈烈的背景下,也日益缺乏安全感和職業認同。中國醫師協會公布的調研結果顯示,48.51%的醫療工作人員對目前的執業環境不滿意,呼吁盡快建立健全醫療責任險。

　　張文生認為,這都是“不該發生的矛盾”。

　　其實,“醫院賠償合情合理”這樣的話并不是張文生第一個說給患者,但遺憾的是,因為其他“講述人”的身份不被患者接受,調解只能以失敗結尾。

　　與“錯誤鑒定”博弈

　　周厚興遇到的醫療糾紛案例中,醫院存在重大過失或過錯的占到約10%,比如不該做的手術做了,沒有及時觀察,沒有及時采取搶救措施等。

　　這種情況下,調解往往都無法達成共識,“醫院對調解的積極性不高,擔心患者獅子大張口,訴訟就成了必然選擇?！?br>
　　而訴訟在患者眼里,卻是一條成本最高、耗時最長的途徑。

　　不久前,朋友老孟給周厚興打來電話,“我閨女在醫院看病出了問題,法院竟然判定醫院沒有責任,求求你,可得幫一幫我?！?br>
　　老孟的女兒是因感冒去醫院打針,但是經過治療后,也出現了神經受損,手腳不能自由活動。與醫院調解不成,老孟訴諸法庭。隨后,法院委托醫學鑒定學會給女兒做司法鑒定。

　　“醫院對女兒造成的傷害太明顯了,走司法鑒定本來抱著很大希望,沒想到最終的司法鑒定認定醫院沒有責任?！币徊欢t,二不懂法,老孟也沒在鑒定書里找到任何漏洞。

　　在要來老孟女兒的病歷和司法鑒定書后,周厚興又讓老孟從醫院找來相關藥物的使用說明書,比對之后,他嚇了一跳:“一個感冒用藥,實際用量比說明書規定用量竟然多了近5倍！”

　　盡管手握“鐵證”,但周厚興還是不確定法院會不會采信,因為在醫患糾紛案中,醫學鑒定報告書作為一份權威證據,是法院判案的重要依據。

　　不過,周厚興還是鼓勵老孟上訴,“這是白紙黑字的鐵證,一眼就能看出來問題,我有信心！”果然,法院隨后推翻了之前的鑒定結果,判定醫院依法賠償老孟女兒的損失。

　　醫學鑒定報告書為何會出錯?周厚興分析,多數情況下,患者在醫患糾紛訴訟中處于明顯的弱勢地位,很難排除醫學鑒定報告書里沒有偏向醫院的成分。

　　周厚興說:“醫療糾紛訴訟中的鑒定環節是通過聽證會的形式進行的,這個環節是為了鑒定醫院診療行為是否有過錯,以此形成確定賠償金額的依據。但參與聽證會的專家往往都來自醫院,難免與被訴訟的醫院扯上關系。”

　　因此,醫療事故技術鑒定往往也被詬病為“老子為兒子鑒定”。而在這背后,其實凸顯的是醫院對醫學專業知識的壟斷。

　　張文生說:“在我所接手過的案件中,沒有一家醫院在答辯時主動承認他們有過錯,我聽到的永遠是‘操作符合規范’這樣的答案?！?br>
　　如何突破醫學壁壘,從醫學鑒定報告里找到漏洞,是周厚興與張文生成立援助中心的重要目標。

　　而作為民間非政府組織,出具的鑒定結果如何能取信于醫患糾紛案的各方,才最讓他倆傷腦筋。

　　周厚興和張文生目前將援助中心先掛靠在律師事務所下設的醫患糾紛部門,獨立運營,他們認為,這樣就擺脫了醫患雙方和經濟利益的牽絆,先擁有了獨立性和公正性,自然會贏得人們的信任。

　　“先有法律效力,才能有法律效率,如果效率低,那么就是重復之前兩類調解機構的老路。”周厚興說,根據他的經驗,盡管法院委托的醫學鑒定報告書是審判時的權威證據,但是如果他們能依法取證,證據確鑿,法院也并不是不采信他們出具的鑒定結果。

　　周厚興明白,這要求他們以后出具鑒定,必須要找醫學領域的權威專家才行。

　　要想讓援助中心更富權威和影響力,周厚興就不得不面對資金運營的問題?！澳壳?我們律師事務所出這部分錢,長遠來看,還需要更完善的資金運營機制,當然肯定不會走向收費,那就違背了獨立性。”

　　 [編輯: 林永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