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圖 當代貴州全媒體記者 王琳

　　“萬物蘇萌山水醒，農家歲首又謀耕。”立春伊始，草木萌發，自然萬物昭示著民間春耕大忙的季節已至。

　　而在舊時黔東南一帶，春耕之始，是由一個個手端木制春牛，挨家派發春貼、唱春詞的春官拉開序幕。春官通過“說春”告知農民，春回大地，新一年的農事即將開始，并送上印制的“二十四節氣”春貼，讓農民早知來年歲月，不違農時、及早耕作。

　　如今，時過境遷，飛速變換的時代里，說春這項綜合性民俗活動已然失去了它“勸農行耕”的實用功能，轉而成為石阡特有的農耕文化遺存及農耕文明的歷史見證。如今，每一個往來于村寨之間，說唱于家家戶戶的“送春人”，都是“石阡說春”的“幸存者”。

　　這些說春“幸存者”，在不同時代的“說春之旅”里，有著自身對說春的不同理解與認知。

　　封復元：傳播春時是祖輩留下的“業”

　　“太子調頭要出門，主家忙把香紙焚，燒香不論男和女，舍財不論富和貧......”盡管時間逝去太久，石阡縣花橋鄉坡背村81歲的春官封復元，依舊能清晰地吟唱出一首又一首完整的春詞。

　　千年歲月無聲消殆，但年復一年的時令節氣，依然深烙在那些“隨春而行”的春官心中。提及“說春”二字，封復元的思緒飄得很遠。于是，一段封氏說春的久遠歷史，在老人略微低沉的話語中徐徐展開。

　　

縣級非遺傳承人封復元

　　相傳，唐朝開國初年，大封功臣，封氏兄弟封福興、封福憲立下戰功。應二人請求，當朝天子封給他們“子孫官”，即世襲“春官”。“春官”掌管一個地方的禮節，需每年向封地百姓講農事季節，勸誡一年之計在于春、及時行耕。

　　“起初，春官不是‘說春’而是‘派春’。直到明朝起，春官才走家串戶‘說春’。”封復元解釋，最初春官只需將“春貼”印制出來交官府發給百姓，收取一定錢糧即可。改朝換代后，有的官員不執行舊禮制，認為封家既是春官，知禮知春，就該說給百姓聽。于是，春官“說春”由此開始。

　　

古時的祭祀儀式非常講究，春官們要穿戴祖傳的蟒袍、玉帶、烏紗帽、粉底靴，手端春牛，前往城南登上高亭，演講“一年之計在于春”的道理，再到府衙赴“迎春”宴，將“芒神”（農民形像）、“土牛”（耕牛）陳列于土王廟供奉。如今祭祀儀式已經完全簡化，僅限于春官在家中簡單祭拜。石阡縣文化館供圖

　　據《石阡府（縣）志》載，明清時代，每歲立春之日，石阡府要整裝集隊，扎芒神和紙牛、迎春于東郊、打馬游街、大擺筵席、行鞭春禮，然后赴城南“勸農行”。而知府除了要“勸農行耕”，還需帶頭犁田等。

　　“儀式過后，知府會發一個大拇指左右長度的銀制牌子給春官，以此表明春官身份。”1949年，12歲的封復元開始跟隨叔叔到鎮遠、施秉、天柱、劍河等黔東南一帶村寨說春。

　　封復元回憶，從縣知府領取“執照”后，春官就開始走村串寨說春。那時春官們常是三五人一隊，到村后分工合作。“我們有個規矩：‘干寨不干家’，意思是每到一村，無論村民貧富，說春不能落下一家。”

　　

春牛也叫“土牛”或“芒牛”，常身披紅布和麻線，麻寓為麻子、天花，春牛及二十四節氣的春貼和牛身披的紅布、麻線則喻義祝福主家瘟疫全無、招財進寶、紅紅火火。主家除要備香、紙迎接春官，還要備上麻線或五色線，及幾串紙錢掛在“春牛”上，春官則為主家帶走“五瘟”（即五方瘟神）

　　說春少則花上十來天，多則長達兩個月，于是在封復元的說春之旅里，多了一個裝有換洗衣物的布囊。說春于他而言，不只是一門謀生技藝，更多的是擔負著祖輩傳下的責任。

　　除卻春官身份，封復元與一般百姓并無差異。說春結束后，他仍需回歸日常，面朝黃土背朝天，用勤勞的雙手向大地討生活。

　　在封復元看來，解放前夕，是說春發展的鼎盛時期，說春不再有地域、姓氏之分。每年立春前后，春官們活躍于全縣各鄉鎮村寨，為百姓送上一份份隆重的春天“節氣書”。

　　解放后，因人們生活方式、思想觀念改變等因素，“說春”這場象征春天的儀式被迫中斷，暫時淡出了人們的視線。

　　封武：“說春”謀生成過往

　　封氏說春有規：“傳內不傳外，傳男不傳女。”

　　于是，封武與兄弟三人自小隨父親封復元學說春。

　　說春分“說正春”和“說花花春”兩種。“正春”主要為“二十四農事節氣”“漁樵耕讀”“牛根生”“四大布洲”四首，春詞多為吉語，內容涵蓋歷史、神話、勞動、生活等方方面面，描寫天地形成與萬物化育。“花花春”便是即興說春，需要春官根據主家行業，三言兩句說根源，能夠口才流利地見子打子、見啥說啥。

　　1979年，實施改革開放后，石阡說春得以復蘇興起，沉寂多年的春官們，在立春之后再次踏上蜿蜒的鄉間小路，開啟說春之旅。

　　

說春講究時間，宜一早一晚。圖為春官到農戶家中說春。石阡縣文化館供圖

　　1985年，15歲的封武正式跟隨父親外出說春。“第一次出去說春很不好意思，有點緊張和膽怯，就跟在父親身后看他怎樣做。等到從第一戶人家說春出來后，就慢慢熟練了。”

　　起初，說春于封武而言，更似一次外出謀生的旅程。

　　每逢立春，青草還未露尖，他就得像無數春官一樣，手持“春牛”、肩掛布兜、送“春”上門、送福到戶。當主家收到送春祝福后，可視自家狀況給些報酬。“每年說春所獲報酬，多則上百元，少則幾十元，都是用來貼補家用。”

　　

春官外出前要雕刻兩塊模子，一塊雕二十四節氣，一塊雕財神。模板刻好后刷上黑墨，再用紅紙印刷“春貼”。如今，在坡背村仍有許多人在自家屋內貼上“春貼”。圖為“春貼”。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新鮮事物的不斷沖擊，說春的風氣日漸衰微，靠說春謀生已然不是明智的選擇。1993年左右，年輕的封武選擇外出務工，直至2009年才返村發展。

　　2011年，“石阡說春”被國務院公示為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以往春官們用以謀生的說春，終于在文化傳承中尋得一席之位。但此時，許多年輕人外出務工或就學，說春出現傳承斷層現象，組織說春愈發艱難。

　　在為說春感到自豪之余，封武更加意識到說春傳承的重要性。“我把春詞唱本復印下來，讓孩子們一定要學會。這是老祖宗留下來的習俗，得傳承下去。”

　　

手抄的“正春”春詞唱本。

　　封青海：傳承為續“非遺脈”

　　說春不僅是為延續中國傳統習俗，更是對傳統文化的傳承與保護。封青山與弟弟封青海理解父親的用心良苦，也深知自己肩上的“傳承重擔”。

　　為確保“二十四節氣”的存續力和代際傳承，2014年5月，省文化廳在文化部非物質文化遺產司的直接領導下，成立“二十四節氣保護工作組”，聯合制定了《二十四節氣五年保護計劃(2017—2021)》。

　　

2017年，封武（中）與兒子封青山（左）、封青海（右）一起參加說春大賽。封武供圖

　　同年，石阡縣花橋中學將說春納入特色課堂教學，并多次舉辦說春比賽，讓說春這一古老的藝術形式，在傳承中得以弘揚。彼時在花橋中學就讀的封青海，通過課堂學習，愈發加深了自己對說春的認同感與自豪感。

　　在同齡人中，封青海的說春功底更勝一籌。究其根本，源于他對說春的喜愛。“小時候睡覺前，父親常會說起他外出說春的經歷，說到興起還會給我們唱上幾段。那時候，我就十分喜歡說春的腔調。之后遇到聽不懂的春詞，會找爺爺多唱幾遍給自己聽。”在封青海看來，爺爺封復元似乎有著唱不完、說不盡的春詞。

　　“在學校，我還會經常給身邊的同學朋友唱春詞，說起封氏說春的歷史，他們也十分喜歡。”在貴陽一所職校就讀的封青海，讀書期間也常把“說春”二字掛嘴邊。

　　

2014年，“說春”這一非物質文化遺產走進花橋中學。

　　2016年11月30日，中國“二十四節氣”正式列入聯合國科教文組織人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石阡說春”作為“農歷二十四節氣”習俗，入選非遺擴展名錄。

　　曾經一度沒入塵埃的說春文化，如今在石阡大地上正重新煥發生機。

　　而這一切，除卻春官們因文化自信的日益提高，自發性地保護傳承說春外，也得益于當地縣委、縣政府積極投身傳統文化保護，以活動、培訓班等為載體，細心呵護這一難得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要讓更多人知道說春的文化內涵和歷史底蘊”，成了17歲封青海的目標之一。而學好說春，把說春傳承下去則是他在“說春之旅”中深植于心的使命。

　　 [編輯: 焦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