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評論員　王學義

　　11月30日,教育部副部長田學軍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目前教育部正進行學前教育立法調研,為學前教育依法辦園、規范管理提供法治保障。

　　虐童事件嚴重刺痛了公眾的神經,相關一系列專項督導檢查、問責等已然開啟。如今,亟待進行的還有徹底反思虐童案頻發的根源性問題,而推進學前教育立法無疑是公眾所熱議的一項內容。此次教育部公開表態,正是對民生關切的積極回應。

　　為學前教育立法是保護孩子、嚴懲虐童行為的必要措施。目前,我國在學前教育方面的法律制度很不完善,關于虐童等行為的處罰只零星分布在刑法、未成年人保護法等法律條文中,缺乏成體系的規章制度。對學前教育進行專項立法,不僅有利于進行大規模普法宣傳,也可以形成足夠的震懾力。

　　長期以來,我國的學前教育一直存在“短板”問題。雖然近年來學前教育的毛入園率不斷提高,但公立幼兒園匱乏,私立幼兒園、托幼機構質量參差不齊,也是不爭的事實。隨著“全面二孩”時代來臨,問題將更為嚴峻。因為缺乏長遠規劃,我國幼兒教師缺口巨大。而且,當前幼師隊伍中,非學前教育專業畢業以及學歷偏低等現象普遍存在,加之幼師待遇整體較低,編制偏少,使得幼教師資建設水平嚴重滯后。資本介入學前教育后,為逐利而迅速擴張,重招生而輕管理,野蠻生長之下,進一步放大了問題。當務之急,是應當通過專項立法,明確學前教育的性質、宗旨、目的,明確政府的投入責任、辦園體制,多建公立幼兒園,加大力度培養幼師隊伍,包括免費師范生。在不斷提高幼師待遇的前提下,在高考、招考等人才選拔機制中,調高幼師的從業門檻,從人員入口處把好關。同時,理順職能部門對幼兒園、托幼機構的監管體系,加強監管力量,加大對資本方的問責力度。

　　事實上,從民間到官方,對學前教育立法的呼聲早已有之,2010年出臺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就已提出,根據經濟社會發展和教育改革的需要,制定有關學前教育等法律。浙江杭州、寧波等地還積極嘗試,通過地方立法,極大促進了當地學前教育事業的發展。應該說,隨著我國學前教育的發展以及眾多問題的不斷凸顯,立法時機已經日趨成熟。

　　學前教育是我國教育發展中的一塊“硬骨頭”,也是國民最為關注的痛點問題之一,更關系到祖國的未來。公眾期待早日進行學前教育立法,以法治為“幼有所育”托底。

　　相關新聞詳見本報今日A29版

　　“輕微醉駕參加社會服務”體現寬嚴相濟

　　□魏文彪

　　浙江溫州男子醉駕并與他人發生碰撞,在符合不起訴條件下,他自愿完成30小時社會服務,最終拿到了檢方的“不起訴決定書”。記者了解到,讓符合不起訴條件的犯罪嫌疑人參加公益服務,對其幫教,從而實現以購買公益服務的方式落實醉駕不起訴,這在國內尚屬首例。(11月30日《新京報》)

　　今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出臺的《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二)》(試行)中規定,“對于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被告人,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處罰；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免予刑事處罰”。

　　應該說,溫州這一案例體現出了法律政策的人性化,也是對“寬嚴相濟”法律原則的貫徹。在現實中,對那些情節與后果都很嚴重的犯罪行為,依法予以嚴厲打擊,是維護社會穩定的必要舉措。但也要看到,并非刑罰越嚴厲,越有利于社會穩定。正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中所指出的那樣,根據犯罪的具體情況,實行區別對待,做到該寬則寬,當嚴則嚴,寬嚴相濟,罰當其罪,打擊和孤立極少數,教育、感化和挽救大多數,才會真正有利于社會和諧穩定,維護國家長治久安。

　　 [編輯: 王連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