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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強 資料圖

　　李強，恢復高考后的78級考生，著名社會學家。現任中國社會學會會長、清華大學民生經濟研究院院長，博士生導師。清華大學首任社會科學學院院長。長期關注中國社會分層與社會結構問題，是中國社會分層研究領域的權威。

　　李強：

　　“中國是個人情社會，如果不用高考的分數去衡量，就會有無數的辦法“找關系”、“走后門”，使得無法公平公正選拔人才。1977年恢復高考到現在，盡管我們說高考有很多缺點，不能綜合性考察人才。但它在一件事情上，做到了公平公正。就是，全體中國人在考分面前，人人平等。這個對中國社會意義特別巨大。”

　　恢復高考前，“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

　　1966年，文革爆發。在那個"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狂熱年代里，高考制度也沒能幸免。從1966年1972年的6年間，除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少數高等學校試點招收少量工農兵學員外，高等學校的招生工作幾近停滯。

　　1972年，高校全面恢復招生，實行“自愿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復審”的招生原則。給予“具有兩年以上實踐經驗的優秀工農兵”推薦資格。同時，應屆高中生，或者進廠務工，或者下鄉勞動，失去直接升學的機會。

　　李強：所謂“推薦”，根本沒有標準，全憑領導一句話。這就導致了在很多地方，誰有關系誰就可以上大學，上大學更是成為干部子女的一項特權，當時流傳著“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的說法。"工農兵"被推薦到大學，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學習，而是"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簡稱"上、管、改"。這種本末倒置的指導思想，使大學教育走上了嚴重的形式化、政治化。而在"不讓一個階級兄弟掉隊"的指導思想下，所有教學都得照顧班上最差的同學，而推薦學員的最低文化要求僅僅是初小文化，也就是剛剛達到脫盲水平，許多大學為此不得不"大學變小學"。

　　《我的1977》這本書，記錄了陳建功、周國平、等近二十位在77、78級參加高考的文化精英撰寫的回憶文章，真實地記錄了他（她）們1977年高考的個人入學經歷，見證了那個年代的歷史。書中有這樣一段：

　　早年在四川下鄉的薛道華，所在公社1976年獲得兩個推薦上大學的指標，一個給了他，另一個給了某休養院副院長的孩子。實際錄取時，薛道華上大學的名額被休養院另一副院長的子女頂替，他被安排到成都無線電機械學校，結果當時縣文教局局長的女兒也要上學，又把薛道華擠到了“中師”——溫江地區師范學校。開學時，薛道華抱怨了一句：“我填寫的大學錄取表，怎么會錄取到中師？我有點想不通。”第二天，他的中師錄取通知書也被收走了。

　　高考恢復，給了大家公平起點

　　1977年，在鄧小平的決策下，停滯十年的高考終于恢復。

　　這年的冬天，500多萬年齡介于18-30歲的青年從農村、工廠、牧區、學校和機關，涌向考場。1978年7月，又有600多萬人參加高考。這其中，就有李強。恢復高考，重新告訴人們，可以通過個人努力改變自己的命運。

　　李強：恢復高考前，全社會當時都處于一種階級斗爭的狀態，人才怎么培養呢？整個社會非常迷茫。包括我自己在內的很多年輕人沒有目標。我是77年底從黑龍江下鄉回到北京，因為沒有關系，就在家里等著街道辦給分配工作。我是78年初才知道恢復高考，特別激動，終于有了人生的目標。當年7月就參加了高考，考入了人民大學。恢復高考，實際上給社會樹立一個目標，告訴大家，考試制度是一個公正選拔人才的機制。因為在此之前通行的原則是"唯成分論"，紅五類、黑五類，個人的前途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取決于你的父母、你的家庭背景。一個"不良"的家庭出身，就要注定你一生坎坷的命運。恢復高考，用"分數論"打破了"成分論"。因為它至少給大家一個相對公平的起點。

　　1977年12月11日，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精神抖擻邁入考場

　　李強：中國是個人情社會，如果不用分數去衡量，就會有無數的辦法找關系“走后門”，使得無法公平公正選拔人才。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高考抵制了人情社會，學生憑自己的奮斗變成最重要的。不管你是否出生于窮鄉僻壤，是否有社會地位，只要考分高了，就會被錄取。到現在為止，盡管我們提出說高考有很多的缺點，沒有辦法綜合性考察人才，但是它在一件事情上，做到了公平公正。就是，全體中國人在考分面前，人人平等。這是一個公正的理念，對中國社會意義特別大。

　　“恢復高考制度至今已經40年。從1977年高考錄取率不足4%，到現在50%左右，這樣的變化也使中國的高等教育從精英教育進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我們要反思，高考改革該怎樣適應時代發展？我建議高考恢復全國統一命題，并取消加分。調查研究數據證明，這樣做會更有利于考生們公平競爭，更有利于防止權力尋租或腐敗。”

　　高考改革應取消加分，恢復全國統一命題

　　近年來，農村學生進入重點大學的比例成為公眾關注的話題。盡管我國高校招生規模不斷擴大，但高校特別是重點院校中的農村生源比例卻一直呈現下降趨勢。農村學生為何難上好大學？怎樣才能讓更多的優質高等教育資源惠及農村學生？對此，李強說，在現實環境下，農村孩子唯一能拼的只有高考成績。因此，他建議高考改革應取消加分，恢復全國統一命題。

　　李強：在全社會誠信道德水平不高的情況下，加分貓兒膩太多。應該把高考加分都取消，讓所有學生公平競爭。因為調查研究數據證明，這樣做會更有利于考生們公平競爭，更有利于防止權力尋租或腐敗。考察世界各國的考試制度，制度設計的核心理念都是公平競爭。在任何制度下，差異都不可能完全避免，但國家首先要在制度設計上做到公平公正。

　　對此，清華大學經濟社會數據中心進行了一個調查數據。針對全國高校學生的基礎信息，比如入學分數、家庭情況等，通過計算一個叫“優比”的指標，測量出了不同家庭背景的人上大學的概率。結果發現，如果不算高考加分等因素，農民的孩子總體競爭力還可以。但如果把加分等因素算進去，各類管理者家庭的孩子和私營企業主家庭的孩子的優比，要遠遠高于農民的孩子。如果再把自主招生的因素加進去，農民孩子的優比指標得分更是會出現驟降。

　　李強：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有三個詞讓我印象深刻：權利公平、機會公平和規則公平。如果高考用同一張卷子，大家都有同樣的權利和機會，也都遵守同樣的規則，那么考上好大學就完全要憑真本事了。美國公平競爭環境相對不錯，SAT、托福等考試都是全國統一命題，但結果仍然是有錢人家的孩子上名校的概率更大。這不是因為權力尋租或者腐敗，而是富裕家庭孩子所能享受到的教育條件更優越。

　　應建立普通高等教育與職業教育銜接的立交橋

　　李強說，在教育體制上，要改革高考指揮棒。人才應該有多種選拔渠道，不能老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我國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工人隊伍，為什么在全世界技能大賽中很少獲過好名次？為什么產品質量、工藝水平上不去？就是因為長期以來職業教育被忽視，技術工人不受重視。

　　李強：在德國、法國歐洲國家，高校毛入學率也就百分之五十幾，年輕人不上大學是很正常的事情，很多人選擇做技術工人，因為社會地位和薪酬和白領沒有本質差異。職業技術學校與大學也是打通的，將來不想做技術工人了，再去考大學也沒有問題。但反觀我國，普通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這兩條路從初中畢業后就基本分離了。要想上大學就得上高中，一旦上了職高，再想進高一級學校深造就較困難。其實這兩條路完全可以進一步打通。這就需要在制度設計中真正建立普通高等教育與職業教育銜接的立交橋。其實我們可以搭建兩個平臺的互通，這也是高考改革面臨的新目標。只有這樣，才能培養出社會主義建設中需要的多種人才。

　　全社會的心態好，高考才能好

　　大教育家皮基亞特提出，教育是有階段性的，適當的階段學習適當的知識。然而，很多家長強迫孩子從小學甚至幼兒園開始就會接觸各種課外知識、特長輔導、競賽比賽。即使在北京，如果沒有進入人大附中等好中學，上名校的概率也會減少。整個社會都在為能上好幼兒園、好小學、好初中、好高中、好大學拼的你死我活。

　　李強：高考雖然是最終端的手段，但最核心的是全社會的心態和家長的心態。首先，家長要擺正心態。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拼命讓孩子學，恨不得沒出生就開始胎教。填報高考志愿時，很多都不是孩子的興趣，背后都是家長在選擇。目前整個社會氛圍不太正常。表面是高考，選拔人才，而前面的整個培養過程是全社會的心態。全社會要有一個積極陽光的心態，讓孩子有一個幸福的童年，該學習學習，該考試考試。社會心態正常了，也就會梳理出更好的考試體制。

　　最后，祝同學們高考順利！！！

　　（轉自大眾網） [編輯: 李敏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