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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于調查中的案件，借助大數據分析，可快速準確地從其本人和周邊關系的行為軌跡中獲取腐敗特征線索（或排除腐敗特征），如對線上線下消費、通信、資金往來、交通信息、業余愛好、日常習慣、社交媒體信息等情況進行挖掘分析，可切實做到科學有效地發現提取違法違紀線索，精準打擊腐敗。 --全國人大代表 邵峰晶

　　“未來最具價值的資源”，這是全國人大代表、浪潮集團董事長兼CEO孫丕恕對大數據的評價。但這個被視作為中國經濟轉型增長釋放巨大紅利的金礦，現實中仍未充分開發。在全國智慧城市試點達到500多個的背景下，這無疑是個攔路虎。為此，孫丕恕去年提出政府開放數據的建議，并得到了政府層面的回應：2015年8月，國務院通過了《關于促進大數據發展的行動綱要》。雖然有了進展，但孫丕恕覺得還得加把勁，“就像簡化政府審批流程一樣，使勁才能辦成。”

　　和他同樣看重大數據作用的還有全國人大代表、青島大學副校長邵峰晶。兩會前，多年從事大數據研究的她，還面向300名青島紀檢監察干部講解了如何將大數據變成“反腐利器”。她也期待著大數據更加開放，但如何采集、歸誰所屬、怎么公開都需要一部法律進行界定。

　　掌握了數據就找到了金礦

　　全國人大代表、浪潮集團董事長兼CEO孫丕恕已經連續兩年關注大數據的話題了。“大數據是建設智慧城市的基礎。”在全國智慧城市試點已經達到500多個的背景下，作為國內較早涉足智慧城市建設的企業老總，他更能體會大數據的作用—— 他把大數據看作“未來最具價值的資源”，認為在今后的經濟發展中，掌握了數據以及數據處理能力，就意味著找到了金礦。

　　作為多年從事大數據研究的學者，全國人大代表、青島大學副校長邵峰晶自然也知曉大數據的功用。她隨手就能舉出大數據給人們的生活帶來變革的例子：通過統計用戶的搜索記錄，美國谷歌公司比政府的公共衛生部門早兩周時間預告甲型H1N1流感的爆發。

　　全球零售業的巨頭沃爾瑪也通過大數據獲益。公司在對消費者購物行為進行分析時發現，男性顧客在購買嬰兒尿片時，常常會順便搭配幾瓶啤酒來犒勞自己，于是推出了將啤酒和尿布捆綁銷售的促銷手段。如今，這一“啤酒＋尿布”的數據分析成果也成了大數據技術應用的經典案例。

　　“我們用衛星數據已經能夠很好地監測滸苔、赤潮的發生，監測的結果與國家海洋部門公布的結果高度吻合”，邵峰晶說，大數據在看病、購物、教學等方面深入影響人們的生活。目前，她所在的研究團隊正在進行一項通過大數據預測道路擁擠程度的研究。

　　大數據的作用不止于此。今年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通威集團董事局主席劉漢元等在提案中建議發揮大數據在現代農業、居家養老方面的作用。此外，兩會前的2月26日，邵峰晶還受邀向300名青島紀檢監察干部講解了如何將大數據變成“反腐利器”。

　　“假定領導干部的個人事項報告制度能夠去處理，通過上面的收入、擁有的資產等和他的消費模型匹配，較早地發現有沒有腐敗的苗頭，將防腐端口前移。”邵峰晶舉例說，對于調查中的案件，借助大數據分析，可快速準確地從其本人和周邊關系的行為軌跡中獲取腐敗特征線索（或排除腐敗特征），如對線上線下消費、通信、資金往來、交通信息、業余愛好、日常習慣、社交媒體信息等情況進行挖掘分析，可切實做到科學有效地發現提取違法違紀線索，精準打擊腐敗。

　　數據開放的紅利尚未真正釋放

　　盡管功用顯著，但正像孫丕恕形容的，現在的大數據就像“一個還沒有打開的寶藏”。

　　“我國的社會信息資源80% 掌握在政府手中，大部分都是高價值數據，一旦將這些數據開放，將為中國經濟的轉型增長釋放巨大的紅利。”孫丕恕說，我國政府開放數據的紅利尚未真正釋放，主要原因是各級各地政府開放數據的主觀意愿不強，把數據看得很重，不愿對外開放，而且擔心開放后造成泄密等問題。

　　另外，對于開放數據缺乏統一的標準。哪些數據可以開放？哪些不可以開放？以什么樣的格式展現？各系統、各區域無規可依，要么放棄推進，要么就制定自己的標準，造成條塊分割，開放后也難以共享，形成了大量開放的“信息孤島”。這一點，邵峰晶在科研中也深有同感。“我們苦于沒有數據，更苦于大家都有數據卻不能共享。”

　　在全國500多個城市建設智慧城市的背景下，這無疑是個壁壘。去年的全國兩會上，孫丕恕提出建議，政府從國家層面統籌規劃，出臺指導意見和行動規劃明確政府數據開放工作的主管部門，制定我國政府數據開放規劃和指導意見，在全國開展試點和示范，將政府數據開放工作納入政府部門業績考核。

　　他的愿望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2015年8月，國務院通過了《關于促進大數據發展的行動綱要》，提出推動政府信息系統和公共數據互聯共享，消除信息孤島，優先推動交通、醫療、就業、社保等民生領域數據向社會開放。

　　大半年過去，孫丕恕看到了政府在數據公開上的進步。但是他還是覺得效果并不理想。“國家出臺了計劃綱要，明確了要求，現在為什么效果不好？不是國家不想開放，是操作的細節不夠到位。具體怎么做，開放哪些數據，這些細節沒有做好。缺乏一個方法論。”

　　應像抓減少審批一樣抓數據開放

　　對此，今年的兩會上，孫丕恕建議，在《行動綱要》的基礎上，政府需要制定相關配套措施，推進并保障數據開放的過程。

　　“哪些數據要開放，開放需要注意哪些細節，這些都要考慮到。”在孫丕恕看來，首先要制定政府組織數據開放的標準和范圍，發布數據開放目錄，分類開放政府數據。另外，孫丕恕建議，要確定數據開放的主管機構和數據開放政策的發布機構，制定明確的開放目標和計劃，“應該就像現在抓減少審批程序一樣抓數據開放。”

　　邵峰晶也期待著數據公開后的紅利，但她擔心的是在互聯網時代，大數據產業化，如何采集、歸誰所屬、怎么公開都是需要權衡的問題。“公共數據、商業數據和個人數據等等，需要根據不同的種類對數據的采集、歸屬和共享機制進行界定。”她的建議是，制定一部《大數據資源保護法》。

　　這樣的擔憂在現實中已經發生。今年春節后，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正式啟動“浙一互聯網醫院”，號稱“打造全國首個公立三甲線上院區”。上線之后第二天，問答社區“知乎”上即出現了浙一互聯網醫院泄露患者信息的討論帖。網友“培根Bacon”稱其在注冊、安裝軟件過程中看到了其他患者信息，而且還是手機號。

　　對此，孫丕恕說，在與廣州市政府合作的相關項目中，他所在的浪潮集團就嘗試了將信息分成易公開、可公開、脫敏后公開三種分類方式，將政府數據進行公開。

　　“易公開就是那些容易實現的，比如，水電暖的數據查詢；可公開的是不必那么嚴格的、可供查詢的東西，涉及到隱私的脫敏后公開，比如就診資料。”實踐證明，這種方式的效果不錯。 文/圖 特派記者 朱艷麗（本報北京3月3日電）

（來源：半島網-半島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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