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棗莊市臺兒莊區泥溝鎮的農民孫業龍成了新聞人物。原因就是因犯奸淫幼女罪入獄38個月的他，在7月19日這一天，得到了“受害人”的公開道歉——對方承認在18年前冤枉了他。

　　劇情的反轉讓這一新聞事件的熱度持續至今。而對于拼命洗白自己的孫業龍來說，這只是自己過往十幾年努力的階段性勝利。從法律上來講，他仍是一名“罪人”。這也意味著，他的“洗白事業”仍會持續下去。

　　一場事先張揚的“道歉”

　　8月21日下午，棗莊市臺兒莊區泥溝鎮一處破敗的院子內，57歲的孫業龍不時擺弄一下桌上的兩部手機，隨時準備媒體的約訪電話。

　　“可以！對，跟我聯系就行！”之前采訪過他的記者打來電話，問他能否將電話透露給其他媒體，孫業龍猛地提高了音量。

　　這個農民之所以成為媒體關注熱門人物，是因為一場特殊的道歉。2000年，孫業龍因奸淫幼女罪被判刑5年。時隔15年后，當年的被害人李曼跪在孫業龍家，承認十幾年前冤枉了他，希望得到他及其家人的原諒。

　　齊魯頻道101欄目記錄下了發生在7月19日的這一幕。視頻中，李曼走進孫業龍家，“咚”地一聲跪在孫業龍妻子黃玉蘭的跟前，拽住她的手，一邊哭，一邊說“對不起”。孫業龍的女兒情緒激動，沖李曼吼：“早干嘛去了！”

　　屋里哭得呼天搶地，孫業龍站在門口忍住沒哭。聞訊而來的街坊，拿著手機拍照、錄像，“很多人紅了眼圈”，對孫業龍說，“你這十幾年受了多大委屈啊。”

　　這讓孫業龍覺得“揚眉吐氣”。

　　事實上，為了這場道歉，孫業龍準備了很久。電視臺記者是他請來的。2014年年初，孫業龍主動找到山東電視臺，送去一堆材料和幾百元錢，希望記者來采他的事。電視臺回他，錢退回來，材料留下，“十幾年前的法律糾紛”，事很難辦，但盡量幫忙。

　　今年7月，電視臺決定采訪當事人，孫業龍立即給李曼打電話，請她來臺兒莊，說是接受她道歉。

　　當天晚上10時，這條新聞在齊魯頻道播出沒多久，孫業龍的手機就開始不停地響。親戚朋友的祝賀短信接踵而至，電話接了20來個，一直持續到當晚12點。之后，孫業龍專門花700元買了一部手機，并找人教他玩微信，因為他想“看看別人對這件事的看法”。

　　“因為坐牢這件事，我以前出門都是低著頭，不敢跟人打招呼。”說到這，孫業龍將背挺直，提高聲調說，“現在，我可以理直氣壯地走路了”。

　　媒體的關注還在繼續。“明天央視記者會來。湖南一家電視臺也給我打了電話，還有連云港、廣東的，……”8月23日下午，孫業龍掰著指頭算。他希望更多的媒體來采訪，因為越多的人知道他的事，“影響力就越大”，他就越有可能給自己洗白。

　　一波三折的案件

　　孫業龍在1997年之前的人生是順風順水的。作為泥溝鎮建筑公司副經理，他是當地有名的能干人。直到1997年11月15日，孫業龍突然被當地派出所帶走，理由是“經群眾舉報，他與不滿14歲的干女兒李曼發生了性關系。”

　　“我說沒有啊，沒做的事咋認……但他們說李曼已經承認了。”據孫業龍講，他在派出所被關了將近28個小時。期間李曼前來與他對質，“進門就說第一次發生關系在哪里，第二次在哪里，第三次在哪里，說完扭頭就走”。

　　孫業龍懵了。“李曼跟我女兒年齡一樣，因為看著可憐，拿她當干女兒待，為啥要來冤枉我？”但他最終在一份有罪供述上簽字，并交了5000元罰款，之后被放了出來。

　　“有罪供述的內容是派出所提供的，他們許諾罰錢就沒事，我覺得沒做就是沒做，簽字以后還能澄清。外邊的工程等著處理，不簽字走不了人。”孫業龍沒有料到，正是這份簽有自己名字的供述，日后會成為送他入獄的“鐵證”。

　　從派出所出來后，孫業龍找到已回安徽老家的李曼，質問她為何冤枉自己。“李曼告訴我，她是被迫撒謊。”孫業龍說。

　　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李曼也印證了上述說法。據其回憶，事發前一天，她到臺兒莊向之前的飯店老板討要工資，住在鎮上一家旅館。事發當日深夜，泥溝鎮派出所工作人員將其帶到派出所“問話”。

　　“他們問我跟孫業龍有沒有不正當的男女關系，我說沒有，就是認的干爹，他們不信。”李曼告訴記者，盡管她一再否認，但派出所工作人員不依不饒，仍然讓她交待問題，最后因為“害怕”，自己“招”了，并編出發生關系的時間、地點。

　　“我膽子小，怕。”李曼說，當時唯一的想法就是離開派出所，沒有料到撒一個謊竟讓孫業龍坐牢，并糾纏兩個家庭18年之久。

　　1999年春節，李曼主動給孫業龍妻子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自己在派出所被人“嚇唬”，說了瞎話，希望能夠獲得諒解。

　　過后不久，孫業龍將15頁申訴材料以及李曼的親筆信交給朋友，托其轉交給臺兒莊區相關領導。但孫業龍沒有等來“翻案”，反讓自己再次陷入泥淖——時隔一年多，1999年7月21日，孫業龍突然被刑事拘留，罪名是奸淫幼女。

　　4天后，面對臺兒莊區人民檢察院工作人員的詢問，李曼又承認了她與孫業龍之間的“丑事”。春節期間的那封道歉信，反而成為孫業龍“脅迫”李曼的證據。

　　2000年3月14日，臺兒莊區人民法院以“奸淫幼女罪”判孫業龍5年有期徒刑。檢方提供的主要證據是，李曼承認自己曾與孫業龍發生過性關系，孫業龍本人簽字的有罪供述，以及公安機關審訊人員張馳、宗西磊、宋煥平等人證明孫業龍曾認罪的證詞。

　　蹊蹺的是，案件進入二審階段，李曼又推翻了一審陳述，否認與孫業龍發生過性關系。2000年5月17日，棗莊中院撤銷一審判決，將案子發回重審。此后，臺兒莊檢方找到李曼，李曼再次承認“丑事”，后法院判決孫業龍有罪；棗莊中院終審裁定孫業龍有罪，判刑五年。

　　對于前后幾次說法不一致，如今李曼的解釋是，“我說沒有（與孫業龍發生關系），他們不信，說作偽證要坐牢，我害怕了，就只有一次又一次編了瞎話。”

　　從記者得到的材料來看，李曼陳述確實存在反復不一、多處矛盾的地方，而公安機關辦案人員“自審自證”，案件始終沒有其他物證。對此，臺兒莊人民法院負責宣傳的工作人員表示，案件過去十幾年，很多事實搞不清楚。

　　申訴成了生活重心

　　即使被判入獄，孫業龍堅稱自己是被冤枉的。

　　“我不交那份材料喊冤，就沒有坐牢這回事了。”孫業龍認為，他是被人陷害的。或許是派出所民警用罰款創收，盯上了自己的錢，建筑公司的總經理嫉妒他的能力，想讓他“滾蛋”，而與他有過糾紛的同事，在檢察機關擁有“干親”，利用此事找他麻煩。

　　但他沒有證據證明這些猜測。

　　在監獄服刑的38個月里（因表現良好減刑），他白天拼命干活，完成監獄交待的勞動任務，爭取早日出獄——他原是泥溝鎮有名的“磚匠”，干起活來有聲有色，這為他后來的減刑加分不少；晚上，他就躲在被子里寫申訴材料。

　　期間，孫業龍先后寄出100多封信件，收件人包括各級政府部門及媒體。他甚至因為在報紙上看到一篇關于法律的新聞，就專門向該文記者寫去一封求助信。

　　棗莊市恒平律師事務所馬洪軍也收到了孫業龍寄來的兩封信。在信中，孫業龍講述了自己的遭遇，并希望得到法律援助。等到孫業龍出獄后，馬洪軍經常幫他寫申訴書，“搞不清到底寫了多少”，但始終“石沉大海”。“這么多年一直沒結果，我從沒聽他說放棄過。”馬洪軍說。

　　2003年出獄后，孫業龍多次找到李曼。與以前一樣，李曼痛哭、后悔、道歉，寫下證明，他拿著這些材料四處上訪，甚至說服李曼親自跑來山東作證，然而并沒有什么用。

　　濟南21次，北京18次……8月22日下午，孫業龍從抽屜里拿出一沓火車票，它們被整齊地貼在紙上。這是多年來他到處申訴為自己洗白的記錄。

　　把申訴當成了生活的重心，為此孫業龍沒少被騙。2012年年底，在北京某部門排隊遞交材料時，一名自稱某法律咨詢有限公司的專家找到他，說能幫忙解決問題。等他交完5000元訂金，卻再也聯系不上對方。

　　道歉不是終點

　　其實，這些年來，李曼不止一次向孫業表達過歉意。

　　2009年6月16日，已經結婚的李曼再次寫下一封道歉信，請求孫業龍的原諒，稱愿意承擔法律后果，并每年向孫支付5000元錢，以補償他的損失。李曼小心翼翼地勸孫業龍：“我想您坐牢受罪的事實永遠改變不了，不如就這樣算了吧……我愿意贖罪。”

　　即便最近的這次道歉某種程度上達到了理想的效果，但在孫業龍看來，這并非終點。

　　對于如何洗白自己，孫業龍有著清晰的計劃——先讓李曼講實話，然后找到宋煥平、張馳等曾經指證他的辦案人員，說服他們糾正錯誤，得到足夠的事實以后，再向法院提起申訴。

　　但事情沒有那么順利。李曼登門道歉以后，孫業龍帶著記者前往宋煥平家，希望能與宋當面對質，讓其承認當年的指證是“撒謊”。但宋避而不見。

　　孫業龍急了，醞釀月余，寫了一篇題為《有理講滿天下》的文稿，打印出來，貼在宋煥平村里的電線桿上：“你（宋煥平）做假證害我坐牢……李曼能親自上門道歉，你一個大老爺們，躲啥？”

　　宋煥平在電話里拒絕了記者的采訪要求，表示當時“派出所審（孫業龍）的不止一個人，沒有義務回答問題”。

　　孫業龍說，事后泥溝鎮派出所一位領導曾找他談話。“他勸我別再揪著18年前的事不放……但我憑啥放？堅持了18年，現在能放嗎？”孫業龍說。

　　孫業龍心有不甘。“1997年以前，家里三輛拖拉機，一輛吊車，家境是泥溝鎮最好的那批。2003年出來以后，家里能賣的都賣了，公司也倒閉了。”

　　更大的變化來自家庭。出事以后，他的妻子面臨著經濟的困頓與鄰居的非議。上初中的女兒因無法忍受同學的異樣眼光，輟學打工，貼補家用。長子孫法亮大學畢業以后則很少回家，與孫業龍的關系陷入尷尬。

　　“他為啥要在供述上簽字呢？如果是我，打死都不簽。”孫法亮說，整個家庭突然一窮二白，氣氛變得很壓抑。“前幾年我還會幫他申訴，現在我也累了，不想管了。”

　　2013年左右，孫業龍夫妻倆借錢開了一家旅館，兩層小樓，房間不大，10元至30元一宿。“生意不好，刨除成本，能掙一千多元就不錯。”黃玉蘭說，“收的房租還沒捂熱，就被他拿去買車票申訴了。”

　　洗白自己，是孫業龍目前最為重要的“事業”。“半夜還不睡覺，開著燈寫材料，早上又四五點就起。我這邊正干活呢，稍不注意，人就不見了，想都不用想，準是申訴去了。”黃玉蘭說。

　　黃玉蘭說話的時候，孫業龍坐在一邊不吭聲。他小心翼翼地劃開一個寫有文件袋——袋子里面裝著4封信，那是他在監獄期間未曾寄出去的申訴材料。

　　“我就是不吃不喝，也不會不給自己伸冤。”孫業龍說。

　　文/圖  本報記者 何利權　　

　　 （來源：半島網-半島都市報） [編輯: 林永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