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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搶孩子”的謠言讓黑龍江的孫老漢白白遭了一頓打。6月19日，孫老漢去濟南看三個月大的孫子。相似的后腦勺讓他覺得“孫子”被搶走了，上前跟人爭執，結果孫老漢被當成人販子，受到群情激奮的路人圍毆。

　　最近，在各地大范圍傳播的“搶孩子”謠言鬧得人心惶惶。其暴露的是為人父母安全感的缺失和對“天下無拐”的渴望。雖然拐賣兒童犯罪遠沒有渲染的嚴重，但要做到“天下無拐”也并非易事。這是一項需要全社會參與的系統工程，公安、民政、教育、財政等政府部門、社會組織還有普通民眾的參與都不能少。

　　尷尬收尾的愛心轉發

　　連續兩天了，青島市公安局官方微博的置頂位置，都是同一條微博——“揭秘‘青島搶孩子’那些事”。

　　最近一段時間，有關青島發生搶孩子的“重要提醒”在網上大范圍傳播。根據青島警方的梳理，進入6月份以來，就已經有6則類似的信息。經過查證，這些均為假消息。

　　信息出現，網友轉發，警方辟謠，最終以尷尬收尾的愛心接力目前已經在全國多地上演。這類“搶孩子”信息的接力轉發激發了人們的恐慌心理。讓人哭笑不得的一個案例是，6月19日，從黑龍江到濟南看孫子的孫老漢將別人家的孩子誤認為自家孫子，和別人發生爭執。結果孫老漢被當成人販子，受到群情激奮的路人圍毆。警察來了，真相大白，孫老漢白挨了一頓打。

　　作為全國最大民間尋親網站“寶貝回家”的負責人，張寶艷對于偷搶孩子的虛假信息已經見慣不慣了。“四五年了，這種假信息隔一段時間就有一個。這一輪過去了，馬上又來一輪。。”

　　這樣的直接結果是，“寶貝回家”志愿者的工作量明顯增加。“微博私信、網站的后臺舉報、QQ接待群的爆料，每一輪傳播，都給我們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對我們確實是一種困擾。”不過，讓張寶艷無奈的是，雖然明知道一些消息源頭是出于惡作劇或者吸粉等目的，但大多數人的轉發是善意行為。“特別是一些年輕的爸爸媽媽，對兒童被拐比較敏感，也沒法說這種轉發不對，更不好去指責他們。”

　　張寶艷最為擔心的還是，“一次又一次演繹‘狼來了’的故事，善良的情感一再被戲弄、消費，等真到需要傳播尋人信息的時候，可能好多人就不敢轉發、不愿轉發了。”

　　打拐力度一直在升級

　　盜搶兒童的信息之所以引發高關注度，一定程度上，源于人們安全感的缺失。

　　對此，公安部打拐辦主任陳士渠曾多次在微博上表態，“在公安機關打拐新機制的高壓嚴打之下，目前盜搶騙兒童的發案不斷下降，破案率高于90%，且沒有拐賣團伙連續作案而無法破案的情況。”

　　記者拿到的一份2015年山東省刑偵部門打拐工作會議材料顯示，今年全省“特別是影響惡劣、危害嚴重的盜搶兒童案件大幅下降，目前只是個別市偶有發案”。

　　記者梳理公開報道發現，兩年來我省有兩起盜搶兒童案件，均在事發后不久破獲。去年12月，日照一名小學生在上完英語輔導班后被人綁架到車上帶走。警方迅速排查，在這名小學生被綁架24小時后將其安全解救。嫌疑人也被捉獲歸案，據稱其因無力償還高利貸故而綁架兒童勒索錢財。

　　今年5月，菏澤鄆城縣楊莊集鎮袁屯村9歲女孩曹某在上學路上險些被一輛面包車強行拉走。4天后，鄆城警方將犯罪嫌疑人楊某抓獲。至于作案動機，楊某含糊表示“不是人販子就是想證明一下自己的能力”。

　　據山東某地公安局一位負責打拐工作的刑警介紹，以往兒童失蹤，要過24小時才能立案，而兒童失蹤被拐最初幾小時，卻是查找和發現犯罪線索黃金時期。“從2010年開始，‘兒童失蹤立即立案’制度建立。接到兒童或已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的婦女失蹤報案的，警方會在第一時間立案調查，不需要等24小時。同時，需要家長提供孩子被拐賣證據的規定也一并取消，并要求兒童拐賣案件必須成立專案組。”

　　這位刑警告訴記者，除此之外，凡是發生的拐賣兒童案件，公安機關實行“一長三包制”，由縣市區公安機關主要領導或主管領導擔任專案組長，并對案件偵辦、查找解救被拐賣人員、安撫被害人家庭等三項工作全程負責到底。

　　這些措施的施行都提高了公安打拐的力度和效率。接受媒體采訪時，陳士渠表示，拐賣兒童整體發案數量逐年下降，現在難以破獲的大多是一些十幾二十年前的積案。

　　“打拐政策確實是在不斷完善。”創辦尋親網站8年來，張寶艷親身感受到了全國兒童拐賣犯罪的形勢在“逐年好轉”。

　　根據“寶貝回家”網站的統計，2014年網站共登記失蹤孩子550個，已找到268個，“化作天使”的104個，家庭糾紛造成失蹤的23個，惡意登記的27個，離家出走的22個，未找到的106個。

　　“這個統計雖說不是百分之百涵蓋所有，但八九成是沒問題的。現在網站的知名度上去了，孩子失蹤后親屬主動來網站登記，有的家長報案后警察也會提醒他們到網站登記。”在張寶艷看來，家長們需要對兒童安全保護問題提高警惕，過度恐慌是不必要的。

　　犯罪手段越來越隱蔽

　　數字雖然是理性的，但一旦孩子的名字進入統計名單，帶來的往往是一個家庭的坍塌。時至今日，菏澤曹縣莊寨鎮潘寨村的張永芳仍然清楚地記得，兒子潘永帥被搶走后的5年3個月里自己和家人如何度日如年，又是如何走遍大半個中國苦苦尋找。即便去年年初，兒子被公安找回后，她也總是繃緊了神經，生怕悲劇重演。

　　還有很多孩子沒能幸運地回到父母身邊。16年里，為了尋回兒子，聊城農民郭剛堂騎著摩托車走遍了中國絕大多數省份，因為“只有在路上，才感覺自己是個父親”。不久前，他的經歷被拍成了電影《失孤》，但他說“現實比電影殘酷得多”。

　　“我省打拐工作雖然取得了一定成績，但全省拐賣案件仍時有發案，一些地方拐賣犯罪活動仍很猖獗，全省拐賣婦女兒童犯罪呈現出以魯西南地區為重點，逐步向東部地區蔓延的趨勢，拐賣犯罪形勢不容樂觀。”在全省刑偵部門打拐工作會議上，山東省公安廳有關領導要求“認清形勢，增強緊迫感和責任感”。

　　當前打拐的一個新形勢是，隨著互聯網的普及，犯罪分子的犯罪手段越來越隱蔽，作案快，涉案人員多，區域廣泛，證據難以固定，發現犯罪及時打擊的難度越來越大。

　　另一方面，打拐警力、經費保障不足，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打拐工作的開展。此前，接受媒體采訪時，陳士渠曾透露，全國范圍內，只有四川、云南、河北、吉林省等少數省份的公安廳設立了打拐科，每個省兩三個人，其余只能是刑警總隊里面的重案支隊在負責。陳士渠的愿望是，希望各地都有打拐科，“拐賣犯罪十分復雜，打拐需要專門隊伍，否則很難勝任。如果全國能增加1500個打拐專項編制，基本能解決問題。”

　　不過，這在現實中并不容易實現。“全省范圍內，幾乎沒有專職打拐的公安干警。現有負責打拐工作的也是身兼多職，需要承擔緝毒、反恐、詐騙等案件偵破工作。往往越到基層，設置專職打拐人員越不現實。一個區分局的民警往往對應市局的8個部門，工作量大。”山東某地公安局刑警隊的一位刑警說。

　　值得注意的是，如何處置被拐賣兒童，也是各地打拐工作面臨的一個共性難題。由于社會救助體制不健全，在無法找到親生父母之前，被解救兒童常因沒有相關機構和部門妥善安置，只能寄養在買家家中。

　　打拐需要全民總動員

　　在關注拐賣兒童犯罪的法律專家和一線干警看來，龐大的買方市場存在正是導致拐賣犯罪屢打不絕并且不斷發展蔓延的根本原因。

　　也是因此，對買方問刑，從根本上打擊買方市場的聲音一直存在。但我國現行刑法規定，“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按照被買婦女的意愿，不阻礙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對被買兒童沒有虐待行為，不阻礙對其進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這一規定，成為檢方不起訴、法院不判處買家刑責的依據。2014年，石家莊警方破獲的一起拐賣兒童案件中，23名買家被問刑責，是國內少有的“破例者”。

　　如今，堅冰有了松動的跡象。6月24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24日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草案二審稿擬將現行刑法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修改為“可以從輕處罰”。

　　不過，要做到“天下無拐”，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打擊拐賣兒童犯罪不僅需要政府各部門的通力合作，更需要整個社會的積極參與。”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犯罪學學院副教授李春雷認為，目前我國尋找失蹤兒童主要依靠警方和失蹤兒童家庭的力量，公眾的參與程度還很低，嚴格意義上的“社會合力”遠未形成。

　　張寶艷也認同這一看法。“很多社會的力量沒有納入快速尋人機制之中，有必要建立一個國家層面的兒童失蹤快速反應機制。”張寶艷介紹，在美國的失蹤兒童搜救體系內，“安伯警報”發揮了很大作用。

　　它的操作思路是，案發后的第一時間，可利用電視臺、電臺、手機短信等一切可動用的公共資源和信息平臺，發布失蹤兒童的信息和犯罪嫌疑人的信息。1997年至2012年間，這一警報系統已幫助找回602名失蹤兒童。另外一個“亞當警報系統”，則是一旦在超市等公共場所發生兒童失蹤情況，超市將立即封閉所有出口，并派專人尋找。如果10分鐘內找不到孩子，立即向警方尋求幫助。

　　最近，“亞當警報系統”在國內有了翻版。6月1日，南京德基廣場全國首創公眾場所防兒童走失系統，并且有了一次實戰經驗 —— 有個小男孩在商場走失，啟動系統三分鐘后被找到。

　　對于公安機關“打拐”工作的經費等困難，今年2月公布的《山東省反對拐賣婦女兒童行動計劃（2015~2020年）》中，明確各級政府將行動計劃實施經費納入財政預算，完善經費保障，將反拐工作納入社會管理綜合治理年度考核范疇，考核結果作為對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考核評價的參考。另外，細化了民政、婦聯、計生、教育等部門在打拐工作上的責任。

　　這幅山東“打拐”路線圖描繪的目標是，力爭到2018年，全省拐賣婦女兒童案件重點地區和“買方市場”得到有效整治。

　　文/記者 朱艷麗 中新網供圖　　

　　 （來源：半島網-半島都市報） [編輯: 林永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