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建立全國統一的社會信用代碼制度和信用信息共享交換平臺，依法保護企業和個人信息安全。”政府工作報告中的這一內容，讓全國人大代表宋心仿再一次體會到了人大代表的作用。自2008年當選全國人大代表以來，他連續7年“死磕”社會信用代碼制度，并逐漸看著夢想即將成為現實。

　　“罰錢丟臉雙管齊下”

　　3月5日上午，李克強總理在做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到“建立全國統一的社會信用代碼制度和信用信息共享交換平臺”。這一內容讓坐在臺下的全國人大代表、山東東營市蜜蜂研究所所長宋心仿十分激動。他清楚地記得當年第一次提出這方面的建議時，有人曾評價說“題目雖好，不可能辦到”。

　　宋心仿倔脾氣上來了，回復對方，“好事只要你想辦，沒有辦不到！”6年時間過去，這位倔強的山東漢子見證了建議寫進政府工作報告。

　　這條建議源于宋心仿對身邊一些社會現象的思考。

　　比如，闖紅燈的現象為何屢禁不止？“一次罰他100、200元就完了，不解決問題。就算一年闖20次紅燈，才罰4000塊錢。那些老板一年能賺幾百萬元，他還在乎這點兒嗎？”

　　比如，為何總有一些年輕人打罵老人？“現在很少有人去管這種閑事。就算是管，也是從道義上說說，情節不構成犯罪就沒人去追究。”

　　還有他的老本行。蜂農們打假呼聲很高，摻了糖漿的蜂蜜在市場上為何總是出現？“我是養蜂行業的帶頭人，為這事兒沒少生氣。找的部門也很多、參與的打假活動也很多。想辦法找工商局去配合，花錢去質監局檢測，人家一跑了之，換一個地方繼續造假。”

　　“失信者賺便宜得實惠，誠實守信者成本過高。”說起這些，宋心仿一臉無奈。

　　他覺得，或許可以通過人大代表的身份做些什么。他帶著這些問題向智者討教，也查閱了大量的國內外資料，最終找到了一條路徑—— 以公民身份證號碼和組織機構代碼為基礎號碼，讓每個人、每個單位都有一個統一的社會信用代碼，將其獎勵及違規、失信、受懲等情況全收錄于該數據庫里。

　　“有些臉皮厚的失信者不怕他人指責，卻害怕處罰；有些有錢揮金如土不怕罰款的，卻有可能顧及面子。”在宋心仿看來，把罰款和丟臉結合到一起，必要時，將失信者的失信行為記錄公眾于世，或許能夠起到懲戒作用。

　　初步確定了建議的方向，他又多次到機關及企事業單位和基層村鎮，與干部和群眾座談交流，更加篤定了自己的想法。

　　這個看似“高大上“的建議其實很貼近民生。失信問題，假冒偽劣產品、老板跑路、商業欺詐、逃債騙貸、食品問題、虛假報表、價格陷阱、收款難、融資難等等……在交流中，宋心仿發現，幾乎每個人都遇到過失信的危害。雖然對其深惡痛絕，卻也沒有辦法。

　　2008年春節假期，宋心仿閉門謝客，用三天時間寫成了相關建議，并提交十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

　　我的工作方法就是“追”

　　在這個題為“建立公民信用號碼保障制度 加速推進全民信用體系建設”的建議中，宋心仿提出，應盡快建立以公民身份證號碼和組織機構代碼為基礎的統一社會信用代碼制度。

　　在他的設想中，社會信用代碼既包括個人信用代碼，也包括企業信用代碼。個人信用代碼從18歲開始建檔，關聯一生，就業、升職、結婚、工作調動都可以看。這種代碼還是動態的，一定時期內可以失效。

　　這個建議提交后，被全國人大常委會確定為3642號建議，交由中國人民銀行辦理。當時，中國人民銀行征信中心代行全國信用建設職權。“中國人民銀行收到建議后，高度重視，很快就與我電話聯系，對我的建議內容給予高度評價。”宋心仿回憶，2008年5月初，中國人民銀行征信中心的負責同志專程到山東東營市登門向他征求意見，同時進行深入調研、座談。

　　“緊接著，中國人民銀行以銀函〔2008〕275文形式對我的建議作了正式答復。”宋心仿告訴記者，該回復對建議的評價是“意見提得客觀準確，建議提得非常適用，很有指導意義”，并提到“將會同有關部門共同研究、全力推進公民信用號碼制度建設”。

　　這一度讓宋心仿看到了希望。“我原本的想法是這個制度能在三兩年就能建立起來。”但他一提就是多年。2009年~2012年的4年里，針對建立和推進全民信用號碼制度建設，他先后又提出了《關于強化信用體系建設 加速推進信用代碼制度的建議》、《盡快制頒〈征信業管理條例〉等相關內容的建議。“我的工作方法就是‘追’。我知道，一個好事兒提出來不一定能馬上實行，你得不間斷地追下去。”宋心仿說。

　　最大困難是打破信息壟斷

　　當然，宋心仿也并非一個人在“戰斗”。

　　早在2000年，時任全國政協委員、海南省工商聯原會長童石軍領銜，11名委員聯名遞交提案《關于建立國家信用管理體系的建議》。之后，上海作為試點，啟動了建立社會征信體系的工作。

　　學界也一直在呼吁社會信用號碼制度。著名反腐問題專家、湖南商學院副院長王明高教授就是其中之一。此前，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他表示，建立統一的公民信用保障號碼也是堵塞腐敗分子處理非法所得的兩大途徑之一。

　　但是，宋心仿逐漸發現，這是一個龐大的工程。“最大困難還是在于信息壟斷。”在和相關部門打交道的過程中，宋心仿了解到，當前全國各行業、各部門利用公用通信網絡組建的全國性信息應用系統已達到187個，比如工商系統的注冊數據庫、工商年檢數據庫、工業企業普查資料數據庫，法院的訴訟數據庫等。這些行業數據庫由相關部門各自建立，獨立管理，壟斷使用。如何打破信息封鎖和壟斷，實現信息共享，是一道難題。

　　突破性的進展是在2013年“兩會”期間，“建立統一的社會信用代碼制度”被寫進了國務院公布的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這讓宋心仿又一次看到了希望。在山東代表團分組審議時，難掩激動的他申請第一個發言。“深感代表盡心履職一定能夠取得實效。”

　　個人隱私和信用記錄需界定

　　此后，社會信用代碼制度被提上日程。2014年1月，國務院常務會議原則通過《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并要求制定全國統一的信用信息采集和分類管理標準，逐步消除“信息孤島”。

　　同年3月5日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指出，“加快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推進政府信息共享，推動建立自然人、法人統一代碼，對違背市場競爭原則和侵害消費者權益的企業建立黑名單制度，讓失信者寸步難行，讓守信者一路暢通”。

　　數年來，也有越來越多的代表和委員加入到呼吁建立統一的社會實現信息共享的隊伍中。2014年，全國政協委員、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劉紅宇分析指出，重建誠信已迫在眉睫。目前銀行等領域內雖有各自信用體系建設及黑名單列表，但由于信息無法共享，形成“信息孤島”，外界很難獲取，結果導致“失信者”違法成本較低。

　　在這一片熱鬧聲中，之前的經歷也讓宋心仿開始學著冷靜思考：制度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哪些信息該錄入、哪些不該錄入、怎么錄入、誰來錄入應該有個詳細的界定。查閱也得通過一定程序，不能隨便查閱，包括哪些東西可以查閱、誰來查閱，如何界定個人信息和隱私權，都需要國家立法來界定。比如婚外情、包二奶的，這是隱私還是不信用？”宋心仿說。

　　他說，今年他依然會提這方面的建議。他依然保持著那副急脾氣——“2013年以來，雷聲大，雨點小。現在還是有些緩慢，還得‘追下去’。”特派記者 朱艷麗（本報北京3月5日電）

　　

　　蜂農們打假呼聲很高，摻了糖漿的蜂蜜在市場上為何總是出現？我是養蜂行業的帶頭人，為這事兒沒少生氣。找的部門也很多、參與的打假活動也很多。想辦法找工商局去配合，花錢去質監局檢測，人家一跑了之，換一個地方繼續造假。

　　失信者賺便宜得實惠，誠實守信者成本過高。

　　有些臉皮厚的失信者不怕他人指責，卻害怕處罰；有些有錢揮金如土不怕罰款的，卻有可能顧及面子。

　　我的工作方法就是"追"。我知道，一個好事兒提出來不一定能馬上實行，你得不間斷地追下去。

　　哪些信息該錄入、哪些不該錄入、怎么錄入、誰來錄入應該有個詳細的界定。查閱也得通過一定程序，不能隨便查閱，包括哪些東西可以查閱、誰來查閱，如何界定個人信息和隱私權，都需要國家立法來界定。比如婚外情、包二奶的，這是隱私還是不信用？

　　-- 全國人大代表、山東東營市蜜蜂研究所所長宋心仿

　　■關注

　　如果失信風險有多大？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建立全國統一的社會信用代碼制度和信用信息共享交換平臺，依法保護企業和個人信息安全。建立公民信用代碼之后，如果失信風險有多大？公民信用代碼對于企業的信用是否有約束力？

　　不守信就“寸步難行”

　　據悉，社會信用代碼制度建立后，我國每個公民一生都將擁有唯一一個信用代碼—— 作為衡量個人誠信的“尺碼”被廣泛運用到其生活工作中。

　　此外企業也將有一個唯一的“身份證明”，包括企業及其法人的種種信息，這將成為衡量企業“品行”的重要標準。

　　“公民信用代碼有兩套，一是以公民身份證為基礎的公民統一社會代碼，二是以組織機構代碼為基礎的法人和其他組織統一社會信用代碼。”日前，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北京大學中國信用研究中心主任章政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介紹。

　　即將實行的公民信用代碼對個人和企業的約束力將非常強。對個人來說，在實行公民信用代碼制度之后，生活層面、經濟活動層面，甚至親代和子代之間的行為都會在信用上產生相互關聯。不守信就要面臨“寸步難行”的困境，在金融貸款、招投標、就業等領域中受到應有的懲罰，而一張好的信用記錄單在將來也會越來越“值錢”，正所謂“守信得利，失信受罰”。

　　一處違信，無法逃脫

　　公民信用代碼對企業的約束可以概括為“一處違信，無法逃脫”。

　　“公民信用代碼涵蓋企業法人在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登記注冊的所有企業的工商登記信息，如果法人違信，可以通過代碼生成企業的組織機構圖，這樣就可以對法人運行和經營的所有企業一目了然。”章政認為，在這樣的制度之下，企業法人在一地違信違法，在異地重起爐灶逃脫責任的現象將無處遁形。

　　章政介紹，目前，我國公民信用代碼收集的信息比西方國家范圍寬，內容多。這是因為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尚未成熟，有些社會行為和公共行為本應是公民履約和守紀的基本要求，嚴格來說不應該作為標準的信用記錄被納入到失信記錄中，但在中國“法不責眾”和“習慣成自然”的社會心理之下，慢慢形成了“無信”的社會風氣。

　　“對于哪些內容應該納入公民信用代碼制度沒有統一標準，它是根據社會服務、社會管理、社會環境治理的需要而變化的。”章政說道。

　　據《中國科學報》

　　（來源：半島網-半島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