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齊魯晚報濟南2月12日訊（記者 張頔 劉德峰）繼11日支付寶發出5700萬紅包后，12日晚，微信也砸下3600萬紅包，讓不少網友搖到手軟。羊年的網絡紅包戰愈來愈精彩，搶到了多少錢紅包肯定會成為新春拜年時大家交流的話題之一，而搶“紅包”也儼然成了一場社交圈的全民狂歡。發紅包是證明我存在的明顯信號，搶紅包的人則告訴你“我知道你存在”，不管在這場紅包盛宴中，你最后得到了多少真金白銀，但至少你刷到了自己的存在感。

　　傳統習俗與新技術結合滿足了人們的參與感

　　12日晚9點半，微信“搖一搖”紅包準時開搶。一時間，全網都沉浸在一片咔嚓聲中，有網友說搖手機搖得手都快斷了，最后就得到了兩塊多錢，“真是紅包虐我千百遍，我待紅包如初戀”。也有沒搶到的干脆吐槽說，搖了半天，只搖到了一堆正在搖的小伙伴。但無論在此輪搶紅包中戰果如何，所有人一邊罵著一邊樂此不疲。

　　“網絡紅包之所以這么受歡迎，是傳統習俗和網絡技術結合之后，滿足了人們的社交心理。”12日，談及網絡紅包走紅的原因，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廖菲認為，在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下，在網絡化、信息化時代中，人們逐漸能夠依靠網絡技術“缺場”完成以往面對面的信息溝通。

　　從最早的電話、短信拜年，到微信、微博拜年，幾乎每個春節社會上都會流行起一種更加快捷、更加親密的拜年方式，而去年由微信興起的網絡紅包，在新春問候之外又加上了實實在在的現金饋贈，這比簡單的問候更加吸引人。

　　特別是對二三十歲的年輕人來說，長輩們過年給紅包的情景已經難以再現，而網絡紅包的出現，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他們對童年的美好回憶。所以，參與搶紅包并不在意能搶到多少，而是看重搶的感覺。

　　對搶紅包的人來說，這是一場社交活動，而非經濟活動。實際上是刷存在感，表明自己沒有缺席搶紅包游戲，沒有失語，更表明獨樂樂不如眾樂樂。互聯網時代，溝通更便捷，但網上的關系是一種虛擬關系，更脆弱，而通過網絡紅包，人們可以增強在社群中的存在感與參與感。

　　然而網絡紅包終究是互聯網公司的一種營銷推廣手段，所以對傳統習俗也產生了一些顛覆。過去之所以把錢包在紅包里送給親朋好友，體現的就是一種含蓄——紅包體現了關心祝福，而里面的金錢數額一般事后拆封才會得知。但現在像支付寶搞的紅包排行榜，把好友收到了多少數額的紅包都公布出來，這就與傳統習俗有所區別了。

　　這也涉及到了春節搶紅包的本質，搶紅包活動顯然圖的是個氛圍，基于社交再推動社交，其核心體驗其實不是在于紅包現金的多寡，而是群體參與過程中營造的參與感與刺激感以及一種營銷攀比的群體氛圍。既然玩的是氛圍，游戲的規則就必然需要讓大部分參與者擁有參與感，參與感的前提與基礎則是讓絕大部分人體驗到搶到紅包的樂趣，這是關鍵。

　　而且在排行榜的刺激下，人們可能會展開攀比，“你收到的紅包多，那我可能就要想辦法去討紅包提高排名來顯示我人緣好”，網絡公司自然愿意看到這樣的事情發生，但如此一來，人們反而被網絡紅包所裹挾了。

　　雙十一是PC端的狂歡，搶紅包成了移動端的狂歡

　　網絡紅包從去年微信的一枝獨秀，變成了今年巨頭們的百億混戰，這背后是對移動支付端口的爭奪，也試圖改變人們的生活習慣。

　　互聯網專家方興東認為，微信的用戶早就以億計數了，它最大的優勢并不是用戶群多少，而是用戶每天使用微信的時間是幾個小時、十幾個小時，而使用淘寶可能是幾分鐘。“一天十幾個小時，你的強關系弱關系都在微信，聊天也好，購物也好，都在這個平臺，無所不在。微信支付普及之后，你就分不清交易不交易，愿意付錢時就付了。”

　　可以說，微信支付讓整個支付模式發生了改變。作為一款社交起家的應用，微信通過新春紅包推廣了它的支付業務。現在互聯網已經進入3.0階段，核心概念就是即時互動，網上交易只是偶發性的，黏度不夠。微信支付的最大威力，一是用戶體驗創新，二是支付過程越來越“看不見”了，交易在整個社交里就是很小的環節，不知不覺就完成了，用不著點這個點那個。

　　方興東說，“雙十一”已經毫無爭議地成為一場PC端的網購狂歡，而在移動互聯時代，網絡巨頭燒錢發紅包就是想把人們的支付習慣拉到手機上，讓人隨時都可以消費。而用一兩塊錢紅包就能讓用戶綁定銀行卡，對巨頭來說，這樣的成本顯然不高。

　　去年微信紅包剛出來時，微信支付也處在普及階段，大部分用戶并沒有綁定銀行卡。但是要想真真正正獲得這筆紅包錢，就必須綁定銀行卡才能提現。因此，很多用戶就迅速綁定了銀行卡。微博紅包也是同樣的道理，很多用戶綁定支付寶，只是為了紅包提現。雖然，提現過后就取消綁定的現象很普遍。但是，對一種新事物，首次使用通常是最困難的。而用戶在嘗到甜頭，體會到便利之后，經過不斷熟悉和重復的紅包攻勢，成為平臺的長期用戶只是時間問題。

　　草根經濟與個體主義盛行

　　電商觀察評論員馬崗認為，目前的互聯網商業出現了技術趨同化的傾向，“支付寶的功能微信能實現，反之亦然。在這種情況下，不同的互聯網商業體之間相互的業務交叉，也使相互可替代性增強。”

　　“在利益的驅使下，他們本能地扶持自己的業務，并試圖干掉對方的。”馬崗說，相互的封鎖也就開始出現，“看目前的激烈程度，如果突破了一定的底線，就會陷入惡性競爭的泥潭。”

　　在這場紅包大戰背后，無不是互聯網巨頭們對用戶的爭奪。一直以來，在互聯網都流行著一種“草根經濟”的說法，這種非官方的叫法也獲得了很多專業人士認可，并且覺得用來形容這種經濟模式非常形象。

　　據某機構統計，表明全國的草根人數有大約5.26億之多，比起那些高帥富，擠著地鐵或公交上下班、吃著方便面或是路邊攤的草根在數量上有絕對優勢。而這些互聯網企業也注意到了這一點，聚少成多，薄利多銷，甚至流傳著一句“得草根者得天下”的名言，可見大眾消費的力量。而隨著移動互聯網的發展，智能手機等終端設備更為草根群體在支付方式上提供了更便利的途徑，特別在基于多領域的社交產品平臺上，技術的推進和互聯網的革新為這個群體在支付方面更具優勢，因而他們推動的經濟效應也更明顯。“得草根者得天下”在今天更被現實一一論證，他們的一舉一動決定著互聯網經濟的主體發展方向，以至于互聯網巨頭誰也不敢違拗，只能一心去討好。

　　這其實也是互聯網與大眾的同構。當一個人足不出戶就可以無礙地生活，“草根”們變身為“宅男”“宅女”，就離不開網絡了。而所有這些，是互聯網所造成的“個體主義”盛行的局面。有專家指出，這對中國傳統注重整體主義的文化帶來了根本性的破壞，從某種意義上說，互聯網正在重新塑造中國文化。與此同時，中國文化也在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互聯網結構。就像人們樂于在微信等社交平臺上搶紅包，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的就是中國的“小圈子社會”。

　　 [編輯: 李敏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