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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當國共兩黨已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合力抵抗外辱之時，1939年3月30日，國民黨頑固派卻在山東省博山縣（今淄博市淄川區）太河鎮制造了一起震驚全國的反共事件，無辜殺害和抓捕八路軍指戰員200余人，引起毛澤東的無比憤怒。本期《發現青島》，咱們來說說“太河慘案”的直接制造者王尚志。

　　王尚志曾在膠澳中學讀書

　　王尚志，1906年出生在昌邑縣南逄鄉大營村的一個小康家庭，曾在昌邑縣育秀中學、青島膠澳中學讀書。1925年前后，廣州軍政府派邵力子到上海從事革命活動，王尚志棄學從戎，赴廣州考入黃埔軍校(第三期)。后來，王尚志違紀被除名，進入馮玉祥的西北軍某師當參謀。1927年后參加了汪精衛的改組派。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參加了國民黨中委朱霽青的“東北抗日義勇軍”，并任參謀長。1935年加入國民黨特務組織——中華民族復興社，到山東活動。

　　“王尚志為何從育秀中學轉到膠澳中學，我查閱了很多文史資料，都沒有記載，”魯青抗戰史研究專家張成對城市信報/信網記者說，“后來他加入復興社，成了戴笠的部下，一直到他病死，他都是個忠實的‘軍統分子’。”

　　1937年“七七事變”后，王尚志得到山東別動總隊司令秦啟榮（復興社分子）的委任，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別動總隊魯冀邊區游擊隊”副司令，他同李笑文、李資廉、王豫民等，按照秦啟榮的指示，從魯北地區轉到膠濟線的臨淄。1938年1月，日軍沿膠濟線東下，當時任膠濟鐵路張店機務段段長的復興社分子李熙光，率領七八十名青年職工，帶著鐵路警察的一百多支漢陽造步槍，投奔了王尚志。王尚志以這個班底，抽調地主豪紳家的武器和地方團隊武裝，組成了他的第一個大隊，任李人鳳為大隊長，并在臨淄宣告成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別動隊魯冀邊區第二游擊司令部”，自任司令。后來，王尚志等人曾吹噓說他的部隊在臨淄發展到三個梯隊，兩萬多人槍。

　　文史學者濰水閑人對濰坊歷史頗有研究，他在《抗戰時期的山東清河區》一文中說，1938年春，王尚志在成立其第二游擊司令部的同時，就派楊秀峰、王豫民到昌邑、濰縣擴充隊伍，王豫民一到昌邑，就在該地區復興社分子張星坡等人的支持下，把地主武裝、兵痞、土匪籠絡起來，公開打出“軍事委員會別動總隊魯冀邊區第四梯隊”的旗號，王尚志任命楊秀峰為司令（楊是傀儡，實權在王豫民手中），下轄六個大隊，號稱這個梯隊5000人槍。

　　第四梯隊搞起來一個月以后，王尚志在臨淄的司令部，卻因第一大隊大隊長李人鳳投向八路軍三支隊，而宣告垮臺。王尚志先是跑到博興縣一個復興社分子劉中起家躲藏起來，后來到昌邑，與王豫民、楊秀峰的第四梯隊匯合。

　　王尚志一到第四梯隊，就把它的六個大隊改為他的第二游擊司令部直屬大隊，把指揮權控制在自己手里，之后在昌濰一帶大肆擴充隊伍。1938年12月，日軍再度進攻山東昌邑，他不戰而逃，將隊伍拉到山東安丘、博山一帶，不久又編入秦啟榮的國民黨軍委會別動隊第5縱隊，任該部第5指揮部指揮。但王尚志沒有宣布這個番號，因為他與秦啟榮有矛盾，不甘心做秦的下屬，想取代秦在山東的軍統頭子的位置。兩人雖然有矛盾，但在反共上卻是一丘之貉。

　　設毒計伏擊八路軍

　　1939年初，國民黨確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動方針，開始執行一條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路線。山東各路國民黨頑固派蠢蠢欲動，對堅持抗戰的八路軍大搞摩擦，其中尤以秦啟榮部為烈。

　　1939年3月底，王尚志部到了博山縣的太河峪，王尚志的司令部設在峨莊，七、八、九、十一等四個大隊進駐太河鎮，急切為反共“建功立業”的秦啟榮和王尚志，終于制造了震驚全國的太河慘案。

　　“王尚志一生所干的事，最臭名昭著的就是太河慘案，200多名八路軍干部戰士被殺害和抓捕，不僅激起抗日軍民的群起聲討，也讓毛澤東感到無比憤怒。”魯青抗戰史研究專家張成說。

　　對于這起慘案，給王尚志當副官和秘書八年的王述漢，時任王尚志部少校指導員的劉繼禮，以及當時正在山東抗日軍政干部學校學習的陳華魯都曾撰文介紹過，他們都痛斥了王尚志和秦啟榮的做法。在張成提供的《山東文史資料選輯》中，收錄了他們的回憶文章。下面，我們結合《福建黨史月刊》所刊登的《讓毛澤東無比憤怒的“太河慘案”》一文，還原一下事情的經過：

　　山東省博山縣太河村位居膠東半島淄河上游東岸，四周群山連綿，獨特的自然地理地形，使得這里成為抗日戰爭時期膠東、清河與魯中三大根據地的交通樞紐，實乃兵家必爭之地。抗日戰爭爆發后，特別是1938年夏季始，八路軍山東縱隊第3支隊和第4支隊經常在附近活動。秦啟榮亦對此地垂涎已久。1939年3月初，秦指示王尚志部強行進駐太河村。馮毅之領導的八路軍山東縱隊第4支隊新一營為了維護抗日統一戰線大局，避免國共兩軍內部沖突，讓日本侵略軍坐收漁利，遂主動撤出了太河村。1939年3月，在魯北清河地區堅持敵后武裝斗爭的八路軍山東縱隊第3支隊，為了適應抗日形勢發展的需要，奉中共山東分局之命，選派第3支隊政治部主任鮑輝、特務團團長潘建軍等62名優秀指戰員，在營長呂乙亭率兩個連的八路軍護送下，前去魯南山東軍政干部學校和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博山縣太河村是必經之地。

　　為避免八路軍途經太河時與王尚志部引發沖突，鮑輝在這支隊伍還未到太河之前，就派人前去王尚志部聯系，說明意圖，王尚志表示可以通過。哪里想到，王尚志將此報與秦啟榮知曉后，兩人竟然暗地里設下毒計。

　　3月30日凌晨 ，八路軍270余人（也有記載說，一共400余人，其中學員200多人，護送隊202人）自井筒村列一路縱隊出發，4連做先鋒，7連做后衛，中間為受訓干部。隊伍到達離太河村8里遠的同古村時，從太河方向來了四五個騎馬的人，稱是王尚志的聯絡人員，要隊伍停止前進，等待答復。后來，兩人騎馬過來，說王司令不在家，要隊伍沿著太河村西圍墻通過。當大部分人員走近西圍墻時，突然砰砰兩聲，帶領尖刀班走在最前面的呂乙亭營長被打死，接著一架架機關槍從圍墻上露了出來，向沒有防備的隊伍射擊。

　　在這危急時刻，鮑輝、潘建軍仍然采取克制態度，命令“不要還槍”，并高喊“槍口不要對內”、“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但是并沒有喚起敵人的良心，隨后太河村西門大開，敵人從四面包抄過來。4連長許子敬與受訓干部孫曉東等果斷向東南方向沖擊，打開一個缺口，率領38人突出重圍。沒有進入西圍墻下的后衛部隊20多人，也從河灘上向北突出虎口。除60余人脫險外，210名干部戰士落入敵人的魔掌，或被遣散，或被殺害，這就是震驚全國的太河慘案。

　　“太河慘案”讓毛澤東無比憤怒

　　太河慘案的制造者逆歷史潮流而動，為抗日軍民所不齒。然而，國民黨方面卻對強烈的社會反響置之不理。據《讓毛澤東無比憤怒的“太河慘案”》一文記載，1939年4月上旬，忍無可忍的八路軍組織兵力對王尚志部進行反擊。4月4日，八路軍馮毅之部首先在馬鹿一帶與王尚志部交火。而后，八路軍山東縱隊第1、3、4支隊分別自南、北、東三面發起攻擊，激戰一周，殲王尚志一部。王率其殘部南逃，到臨朐鹿皋一帶躲藏。八路軍隨后收復了太河、峨莊、下冊一帶。

　　“太河慘案”發生十天后，八路軍對王尚志部住在太河的四個大隊同時予以包圍攻擊，八、九兩個大隊的駐村當天下午就被八路軍占領，殘部潰逃峨莊，有一個副大隊長、三個中隊長被擊斃。駐太河的七、十一大隊憑借石頭圍墻和兩側高地打了一天，傷亡很重，夜間突圍逃往峨莊。王尚志一看事情不妙，就帶著他的司令部逃到臨朐縣南部的鹿皋去了，峨莊只留下警衛大隊掩護部隊轉移，后警衛大隊被八路軍聚殲。

　　王尚志殘部到達臨朐縣鹿皋之后，秦啟榮從東里店趕到那里，對王尚志部撤出太河鎮極為不滿，要求王尚志去攻打沂水縣悅莊的八路軍指揮部。王尚志不得不派他的七梯隊和八大隊、十二大隊前往，結果讓事先得到情報的八路軍來了個關門打狗，王尚志的部隊損兵折將，大敗而歸。王尚志為秦啟榮賣命受到懲罰后，與秦啟榮的矛盾更加激化。

　　秦啟榮、王尚志等國民黨頑固派的倒行逆施，也引起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的極大憤慨。1939年9月16日，毛澤東痛斥國民黨反共頑固派分子秦啟榮是“摩擦專家”，“無法無天，和漢奸的行為很少區別。他們打敵人的時候少，打八路軍的時候多”，并提出對反共頑固派的原則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城市信報/信網記者 宋義彪

（來源：半島網-城市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