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大醫院此前已設立了醫患糾紛調解部門。

　　9月1日，青島市醫調委正式啟動，開門首日就接到了12例調解申請。醫療調解能否解開醫患不信任的死結？近日，記者采訪了幾位從醫幾十年的工作者，他們均認為，除了過度醫療外，更深層次的原因是各種醫療保障的缺失，只有調解和保障體系共同發力，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案例

    他院醫患糾紛殃及本院

　　8月30日，6個月大的女嬰患巨瘤，在全國多家醫院手術遭拒，青大附院醫生在得到家屬理解后，冒險手術并成功，此事經本報報道后，短短一天記者就接到20幾個市民來電，多數對醫患雙方的理解信任表示贊揚。

　　也有患者打來電話傾訴看病遭遇的氣憤事。市民王先生說，他的孩子現在10個月大，由于發育不好、排便不暢，去了市立醫院就診。孩子手術前需要灌腸，但前幾天婦兒醫院被曝出孩子死亡事件后，引起巨大的醫療糾紛，灌腸項目就被停了。“其他醫院出現的醫療糾紛 ，怎么殃及到這里了！”王先生表示不能理解，就到相關科室投訴，最后醫院同意為孩子灌腸，但是前后跑了3個科室，經過護士、醫生等多人簽字，用了3個多小時才把程序走完。

　　■數據

    9成醫生近仨月遇過醫鬧

　　今年8月份，醫學界雜志曾發起一項調查，共有28292人參加，調查顯示，92%的醫生所在醫院最近3個月內發生過醫鬧事件。發生在近期的有湘潭產婦事件的峰回路轉，以及醫生澄清的“羊水栓塞”迷霧。

　　從1976年從醫至今，齊魯醫院青島院區醫患關系協調辦公室主任辛國已經調解過無數起醫患矛盾。經他粗略統計，醫患糾紛原因分6大類：患者對醫學知識不了解、期望值過高；醫療費用中自付比例增高；醫務人員態度不好；醫院有過錯；輿論報道偏重于患者；相關法律法規不健全。

　　“其中占最大比重的是期望值過高、不了解醫學常識，以及溝通不暢，兩者能占8成左右。”辛國說，多年前他曾遇到過一個手術，一個股骨骨折病人在術后發生肺栓塞并發癥不治身亡，術前雖然告知家屬，但對方仍然認為是醫療事故，并提出賠償。

　　■作用

    給患者一個說理的地兒

　　9月1日島城醫調委正式啟動，開門首日接到12例調解，其中有20年前的“冤案”。該中心主任楊懷路從1984年從醫至今，曾擔任多所醫院醫務科醫患糾紛調解人員和醫院院長，此后他的身份發生了改變，并在240名醫學和法學專家的幫助下協調醫患矛盾。“造成醫患不信任，跟過度醫療、看病保障跟不上及醫療保險復雜有關。”楊懷路說，目前醫患之間缺少互信，“醫生害怕患者 ，患者也害怕醫生”是個真實的寫照。

　　早在幾年前，島城各大醫院根據實際情況設立了醫患糾紛調解辦公室，在即墨和黃島新區都設立了醫調委。“設立醫調委和醫院調解機構，就是為給醫生和患者一個說理的地方。”楊懷路說，從患者角度來看，花錢來買服務，但就診時遭遇排長隊、多花錢、態度不好、問題解釋不清楚等，導致對醫生群體印象不好；而國內大醫院醫生超負荷工作現象十分普遍，使得醫生沒有更多的時間與病人溝通。要讓雙方都滿意，就需要情緒的宣泄口，不是通過醫鬧的方式進行，而是坐下來仔細分析。

　　■根源

    醫療保障體系更需加強

　　微博紅人、上海市第一婦嬰保健院婦產科醫生龔曉明曾說：“我常比喻，兩車相撞了，沒見過兩人下來就打架的，因為有保險在。醫患雙方也需要有第三方的醫療保險體系。”

　　楊懷路分析，長期以來由于政府對醫療衛生行業經費補償不足，使得醫務人員技術性、勞務性價值得不到很好的體現。自負盈虧下，為了維持運行，醫院每年都給各個科室下達指標，這就直接導致了過度醫療的產生，“比如讓患者做各項檢查，一方面為了完成指標，另一方面擔心漏診或誤診 ，醫生也是為了保護自己。”

　　正因為如此，就更需要保障體系的完善。“青島各大醫院的院長只有1萬元以下直接賠付的權力，超過1萬元就沒權力管了，需要通過法律手段進入保險程序。”楊懷路說，醫調委中有了律師的存在，可以在調解中最大限度按法律要求，通過和保險公司“談判”。拿青島市胸科醫院為例，醫院250名醫務人員，一年醫院繳納的醫療責任險就有30多萬元，而島城一些大型三甲醫院，如果給醫生繳納保險，可能需要交好幾百萬元，這也導致有的醫院沒有繳，“為了避免醫療糾紛，醫院有必要給醫生投醫療責任險。”

　　“醫患信任要重建，靠調解只能緩解矛盾。真要解決矛盾，除了保險外，還要讓患者生病不再害怕花錢，花錢后也能通過各種方式得到報銷。”醫療調解人士剖析，只有消除或降低因病返貧的幾率，對醫生的理解度也會上升，醫患信任度的死結，或許可通過這些方面的努力得到解決。

　　文/圖 記者 郭玉華

（來源：半島網-半島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