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唐偉　

　　內蒙古赤峰市患者黃金海，因冠心病體內被一次性植入9個心臟支架，術后癥狀非但沒有減輕，反而日趨嚴重。9個心臟支架，是病情需要，還是過度醫療？記者調查發現，對于心臟支架的使用，國內也無強制性法規和監管措施。

　　心臟支架的濫用亂象，雖然久為人所詬病，并令公眾深惡痛絕，然而卻沒有得到有效的遏制。無利不起早，心臟支架濫用的背后還是巨大的利益誘惑使然。因為剖腹產可獲利，于是中國的剖腹產全球位居前列；因為輸液的利潤多，于是便有了“液體上的中國”；因為心臟支架利潤大，于是國際上放支架和做搭橋手術比例是7：1到8：1，在中國則高達15：1。如果再加上抗生素的濫用導致的風險，不當醫療和過度醫療不但增加了患者看病的風險，形成了極大的資料浪費，更重要的是埋下了更大的隱患。就個案來說，患者傾家而治付出了極大的成本，最后卻因為過度醫療反倒效果不理想，這樣的糾紛很容易激發為不可調的矛盾，并由整個醫療的信譽為此買單，要么醫鬧要么仇醫，醫患關系將會進一步惡化并升級。

　　遏制過度醫療已經成為當前醫療改革和醫療行業管理的當務之急。不過，專業的問題需要標準辦，過度醫療的根本還在于醫療標準缺失，沒有籠子控制自然就無以約束行為。以國外的經驗來看，心臟支架的使用有著嚴格的數量限制，一旦超過了最高標準，就要進行相應的程序性審查。在國內，《全國醫療衛生系統“三好一滿意”活動2011年工作任務分解量化指標》中明確，冠心病介入治療患者需植入支架數超過3個，需經本機構心臟外科會診醫師會診同意后方可實施。可惜的是，這一制度并沒有得到很好的執行。

　　除此之外，對于解決過度醫療，不能把主動權全部交給醫院和醫生，讓其用專業性為自己的行為開脫，還得走精細化的管理之路。比如衛生主管部門可以從專業的角度，對各種診斷擬定相應的診斷和治療指南，對大型的器械的使用，有明確的數量限制和程序規范，以便于醫生掌握和患者監督。同時，要輔以相應的問責機制，對事實上的過度醫療應當進行查證，以便于區分出專業需要和人為因素之間的差別，在還原專業權威的同時，也堵死醫療尋租的空間，讓心臟支架濫用現象得到根本遏制。 (作者系時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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