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汪昌蓮

　　近日，記者調查北京10家設有產科的醫院，其中9家醫院均明確表示，產婦必須購買由醫院提供的“待產包”，拒絕產婦自帶新生兒衣物進產房。“為保證產房的無菌環境”是多家醫院強推待產包的原因。但一些入院待產的產婦卻對此并不認同，除了認為150元到700元的價格偏高外，包里很多用不著的物品也讓他們覺得“白花錢”。(5月5日《新京報》)

　　“待產包”一來算不上“必需品”，二來也不是“必購品”，醫院可以提供，但其前提應該是全憑產婦自愿，不可強制。北京多數醫院要求產婦必須購買醫院推銷的“待產包”，甚至拒絕產婦將自備的“待產包”帶進產房，是在拿醫療服務綁架產婦的利益。

　　從表面上看 ，醫院強賣“待產包”，是“為保證產房的無菌環境”，替新生兒的健康考慮。殊不知，無論是醫院的“統一行動”，還是醫護人員的“自選動作”，向產婦強賣“待產包”，均是受利益驅使，因為這種“待產包”，比市場上的價格貴許多。可見，在一些醫院，“待產包”實際上已經變成了“待宰包”，里面深藏著醫療腐敗現象。

　　然而，“待產包”成“待宰包”，進一步加重了看病難、看病貴，值得醫療部門反思。在政府對公立醫院投入明顯不足的不利條件下，醫院為了保證公共醫療資源不“流失”，只得選擇以藥養醫或過度醫療。醫院和醫生在以經濟利益為先的服務理念驅使下 ，如何在患者身上逐利成為第一要務，這就不得不逼迫一些醫務工作者放棄了救死扶傷的職責，乃至最終喪失了醫德和良知。

　　不可否認，目前我國大多數醫院，特別是公立醫院，醫院及醫生收入很大程度上來源于“賣處方”，這勢必會倒逼醫生開“大處方”，多賣藥，賣貴藥。而一些醫生過分依賴醫療器械，為病人進行過度檢查或過度診療，也使現代醫療走入了“治病必用抗生素”、“用藥和器械必拿回扣”的怪圈，嚴重損害了患者利益。因此，不改革現有醫療體制，不均衡配置公共醫療資源 ，不強化公立醫院面對大眾服務的公益性，不徹底根除醫療不公現象，一個小小的“待產包”，將會損害更多產婦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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