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此前中國臺灣媒體報道，2013年11月中旬，內地超級富豪俱樂部“泰山會”16名會員，在會長、全球電腦龍頭聯想集團創辦人柳傳志帶領下，秘密來臺，慶祝泰山會成立二十周年。報道稱，泰山會成員，個個名列內地百大富豪，所擁有的事業總資產，比中國臺灣地方政府總預算還多好幾倍，掌握的財富超過10兆新臺幣，事業版圖橫跨高科技、地產、金融、娛樂各產業，對中國、甚至全世界經濟，有呼風喚雨的影響力。

　　泰山會雖然名聲在外，卻鮮有報道。因為會員們從一開始就達成一致：聚談時不錄音、不記錄、不邀請當地領導、不對外宣傳。它到底是怎樣的一個團體，為何如此神秘，又有浩大的召喚力？

　　1 泰山會超豪華陣容共16人

　　“對于民營企業家而言，泰山會絕對是一個超豪華陣容。”

　　泰山會掛靠于中國民營科技實業家協會(以下簡稱中民協)，中民協現任副秘書長朱希鐸曾任四通集團副總裁，他告訴記者，“‘泰山’成立十多年，會員幾乎沒有變過。”

　　泰山會成立于1993年，由于成立大會在山東召開，遂取名“泰山”。此外，會員們也認為，“五岳至尊”的泰山寓意一種高度，以泰山取名，也代表中國民營企業家的高度。

　　陳慶振，是這個豪華陣容里的一員，也是中民協的現任秘書長。現年69歲的他是中國最早下海創辦科技企業的淘金者之一，和段永基、柳傳志等人同是中關村的元老人物，1983年創辦“中國第一家賣電腦的公司”—— 科海。

　　陳慶振向記者粗略地列舉著泰山會成員：四通集團段永基、聯想集團柳傳志、萬通集團馮侖、泛海集團盧志強、復星集團郭廣昌、遠大空調張躍、信遠控股林榮強、還有年輕一點的史玉柱、李彥宏……

　　這些會員企業組合起來就是一條強大的產業鏈，鏈條上的每個企業都占據了所在行業的絕對影響力。段永基等人對泰山會的構想是：資產過億的、達到某種量級的中國民營企業家的私人圈子。然而，泰山會一直低調。現任會長林榮強告訴記者：“泰山會是一個私密的個人組織。”

　　據林榮強的秘書介紹，2005年的時候，泰山產業研究院才改名為泰山會，人數縮減為現有的16人，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單純的企業家私人交流的圈子。“現在也主要是以娛樂性為主，會員們有時間就一起打打高爾夫，喝喝茶，聊聊天。”

　　萬通集團馮侖也對記者說，“我們是一幫老男人，私人組織。”

　　的確，經歷了20年光陰的泰山會有些“老”了，它幾乎是改革開放以來，自發形成的最早的民營企業家組織，它的發展進程及變異，記錄了中國民營企業的發展史以及企業家的喜怒哀樂。

　　2“四人小組”起步，國家科委牽頭

　　追溯泰山會的歷史，最初只是一個 “四人小組”。

　　四人分別是：陳春先，中國硅谷第一人，1980年下海成立北京等離子體學會先進技術發展服務部；陳慶振，1983年成立科海公司，中國電腦買賣第一人；段永基，四通集團董事長，中關村元老；王洪德，京海集團董事長，中關村元老。

　　當年，四位民營科技試水者，經常擠在一個辦公室里喝茶聊天。沒有老板椅，也沒有高爾夫，僅有木桌、清茶，和忐忑迷茫的心境。他們相信“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但是至于如何經營，茫然不知，只能摸著石頭過河，并互相提醒和學習。

　　陳慶振向記者舉例：科海賣電腦，當時一臺電腦可以盈利一萬元。由于不懂經營，磨損和壞掉的電腦一直不能出手，只能將電腦中好的零件單賣。年終計算利潤的時候，就包括了賣出去的電腦和單賣的零件利潤總和，而成本則按照賣出了多少臺計算。如此一來，計算出的利潤高了，稅收就高。

　　諸如此類的經營管理上的問題很多，四人約定每周六晚上喝茶聊天，各自說說自己公司的事情。地點一般定在某一家公司的辦公室。這樣的不成文的聚會進行了兩三年，后來，大家越來越忙，就規定在每個月選出一個周六晚上一起喝茶討論。陳慶振記得，茶話會開始前幾天，總有人問起：“老陳，什么時候開會，我這邊又有問題了。”

　　1984年到1987年之間，一批科技企業成長起來，其中包括聯想、方正、紫光等。他們的領軍人物也開始加入這個小組。

　　小組很快擴展到六七人，十幾人，幾十人。小會議室容不下了，就找大會議，直到大的會議室也容納不下，成立一個正規組織的想法開始萌生。而且，這個團體的影響力也吸引了政府的關注。

　　陳慶振回憶，后來八九十個人中，有接近一半的人是來自政府、學者和媒體。社會各個方面都關注的時候，成立正規組織也是一種需要。

　　于是，1987年，在國家科委牽頭下，成立了“北京民營科技實業家協會”，此后，全國更多的民營科技企業參與到這個團隊，遂改名“中國民營科技實業家協會”。這一年，協會第一任秘書長便是掛職國家科委的華怡芳。

　　3 不設分會，取消內刊，更加私密化

　　組織建起來了，隊伍壯大了，問題也跟著來了。由于人員太多，反而減弱了交流的效果。陳慶振向解釋：“最早發展起來的民營科技企業，現在談論的問題是上市、海外并購等層面。而中民協里更多的中小企業還在關注他們發展之初的企業問題，攏在一起不好交流。”

　　于是，一個更小、更有效的“頂級”小圈子成為需要。這個小圈子在1993年變成現實。

　　這一年華怡芳退休了。在他的牽頭下，中民協里影響力大、私交好的企業家們組成了一個小圈子—— 泰山產業研究會(1998年改稱泰山產業研究院)。

　　華怡芳是泰山會發展中無法避開的人物。他的父親華崗，是中國老一代革命家。而華怡芳本人一直都在輔助別人做事，人脈關系極廣，人緣很好。即便到了2009年，在華怡芳去世四周年后，中民協還為他組織了一次追思會。

　　國家科委原副主任吳明喻評價華怡芳：“他和民營企業家們不是一般的私交。那是生死之交。”長城企業戰略研究所所長王德祿回憶，“華老朝氣蓬勃，思想意識超前。人際關系很廣泛。”

　　華怡芳和民營企業家們的交情一定程度上也緣于他思想意識超前，一直主張在市場經濟下建立平等的經濟秩序，并為民營經濟的發展鼓與呼。譬如，“泰山”成立后，華怡芳成立了《泰山通訊》，雖然只是一本內刊，但反映了很多經濟上的超前討論，也有一些政治的主張，這些內容在當時還是比較敏感。柳傳志和段永基等成員對此也有所擔心。但是，這個討論平臺進一步樹立起“泰山”的威信。

　　2005年，華怡芳去世，失去核心人物的泰山產業研究院改名為泰山會。之后，泰山會的組織形式更加私人化，不再設分會，也取消了內刊。

　　4 找關系，想辦法，拯救史玉柱

　　盡管“泰山”經歷了幾次變化，但一直沿襲著較為緊密的圈內關系。在私交基礎上，泰山會總能爆發出市場之外的能量。這種能量在“泰山”尚未成立時就已經顯露出來。1992年，北大方正第一任總裁樓濱龍被解除領導職務，華怡芳對此事高度關注，并找到巨人集團史玉柱向其介紹樓濱龍的情況。后來，樓濱龍就做了珠海巨人集團執行總裁。

　　諸如此類的事情，華怡芳樂此不疲。陳慶振記得，計劃經濟體制時期，許多民營企業家受到不公平對待或者遭遇失敗，“華怡芳就想辦法把他們解救出來，恢復生產。”泰山會“救死扶傷”的功能，最經典的案例就是史玉柱了。他和泰山會的關系真的是“生死之交”。

　　國家科委原副主任吳明瑜清晰地記得：“當年史玉柱要在珠海蓋樓，協會成員是不贊成的。此后，東窗事發，巨人集團受到很大的打擊。大家都想著怎么樣幫助他。”

　　時任中民協秘書長、“泰山”會長的華怡芳親自找到在職的吳明瑜，探討“怎么拯救史玉柱”，他還“到處找關系，想辦法”。

　　長城企業戰略發展研究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資深人士表示，“巨人集團倒塌之時，段永基幫了史玉柱一把，后來還支持史玉柱從腦白金重振雄風，并且獲得新生。”2004年1月，四通控股更是花12億元買下腦白金，并給了史玉柱20%多的四通控股的股權。

　　段永基和史玉柱是在1993年認識的，當年“泰山”剛剛成立，兩人同為會員。2007年，東山再起后的史玉柱接受記者采訪時說，“現在，我允許分公司少報銷售計劃，但絕不許誰報多了沒有完成。如今‘說到做到’在公司內部已基本實現，公司內部的信用危機消除了。”

　　而，“說到做到”這一企業心法正是泰山會另一元老柳傳志所親授。在柳傳志的啟發下，史玉柱拋棄了巨人集團以前口號般空洞的企業文化，新企業上海健特將實用性作為企業文化的首要條件。

　　當然，幫扶是相互的。譬如，史玉柱也為四通從IT電子改為做保健品的轉型不遺余力，曾表示“出任四通CEO ，年薪只收一元”。

　　泰山會的能量不僅僅體現在挽救史玉柱一人身上。從歷史到今天，這個圈子的能量一直在發揮作用。

　　企業家們站在同樣的社會背景下，享受同樣的榮耀，也遭受同樣的挑戰。在制度的逐漸完善中，試水者容易濕鞋。特別是，泰山會成員基本上是改革開放后第一批科技企業家，當初，他們共同面對著市場經濟秩序的不完善，社會上缺乏切實的企業發展保障措施。出格、犯規的事情多見。中關村走私案，便是一個例子。

　　上世紀90年代初，信通老總金燕靜成為當年走私重點打擊的對象。此時，中關村的大佬們紛紛在輿論上對她表示了同情。抱團取暖，兄弟情義依稀可見。他們中的多數同樣也是泰山會的元老們。時至今日，中國的市場經濟進一步走向完善，而泰山會的能量，依然在繼續。

　　在盧志強的泛海入股聯想這件事上，柳傳志坦言：“我與盧總在辦公室談了一次，三個小時。在談這件事情上，我們肯定有默契，可謂一拍即合，甚至沒有過任何反復的磋商。”

　　然而，這起被媒體爆炒的大亨聯手事件，在陳慶振嘴里只是一句很輕松的話：“泛海正好在尋找這塊業務，聯想又正好要賣股份，老柳和老盧倆人一商量，事情就辦成了。”

　　“這樣的事情很多。” 陳慶振右手一揮，表示對這種現象已司空見慣。這正如柳傳志曾公開講的那樣：“在泰山會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合作對象。” 據《中國周刊》

　　 （來源：半島網-城市信報） [編輯: 林永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