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木須蟲

　　11月20日，河南省鹿邑縣法院，武文英涉嫌故意殺人被審。去年2月，她把農藥瓶遞給腦癱雙胞胎兒子，致二子死亡。“如果能給她判緩，啥活都扔下，咱全村老小都去。”在武文英的家鄉，編草帽鞭的女人和留守老人議論著。

　　俗話說虎毒不食子，作為母親誰又忍心殺死自己的孩子，盡管他們是一對腦癱患者雙胞胎，但畢竟也是自己的血肉，為之傾注了全部愛心。這樣的愛又通常置之于生不如死的境地，拋開生活的拖累不說，沒有任何希望的延續，一點一點的蠶食掉她作為母親的信心。善惡只在一念之間，更何況絕望之下，死是最好解脫的信念，已經模糊了惡的界線。

　　類似的案例不少，影響最大的當屬廣東東莞韓群鳳溺死腦癱雙胞胎案，2011年6月圍繞該案的審判，曾引發一場情與法的思考。河南鹿邑武文英案，幾乎是韓群鳳案的翻版，都是殺死腦癱的雙胞胎，連村人的集體同情幾乎都驚人的一致。再遠一點，2007年12月27日，西峽縣農婦李成會用毒藥將6歲的腦癱女兒毒死；2008年3月22日，四川開江縣潘啟華用刀將深受病魔折磨的妻子殺死。這些案件，都無一例外地順應民意，對殺人者給予了從輕發落，為生活的悲劇注入了些許人間的溫情。

　　前有的判例會讓武文英案的裁決變得相對容易。然而，從韓群鳳到武文英，一樣的悲劇被機械地復制，她們殺親早已無關善惡，只是家庭成員因疾或因病，造成的長期壓力，導致精神崩潰之下的異常之舉。從這個角度來講，超過常人的生活壓力與誘發犯罪之間有著某種必然的聯系，也就是說只要類似于武文英這樣的特殊家庭繼續存在，這樣的悲劇依然不可避免地發生，畢竟社會個體抗壓的閥值，還有其極限。

　　“無奈殺親”并非一個家庭的悲劇，雖然家庭成員因疾或者因病造成生活困難，只是社會個體的問題，但是當這個壓力超過了難以承受的范圍，就轉化成了社會問題。關注與同情韓群鳳、武文英并不能掩蓋過往對這些群體關愛的缺失。以武文英案為例，兄弟倆每月僅有的待遇是共60元的低保，即便頻頻見諸報端，也沒走進當地部分相關部門的救助體系之內，足見政府救濟機制的薄弱以及關聯政策的割裂。

　　如果社會能多一些救助體系，對他們的困難給予必須的幫助，對其家庭成員的疾病給予有效的治療，及時給他們心理干預和疏導，紓解絕望情緒，這樣的悲劇是可以避免的。“無奈殺親”需要的不僅僅是情與法的平衡與寬容，更需要社會的集體救贖，防止下一個“韓群鳳”“武文英”的再出現，才是終極目的。社會應當暢通弱勢群體的救助渠道，在政府的主導下，形成公共保障、公共救濟與公益救助三位一體的救助機制，讓腦癱群體及其家庭及時得到不同層次的保護，為生命共有的尊嚴，筑起一道情感的大堤，釋放出同類相憐的共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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