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鄧海建

　　張輝、張高平冤案余波未了。十多天來，偵辦此案的“浙江神探”聶海芬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人物。日前，浙江省政法委已成立調查組，徹查聶海芬等該冤案偵查、起訴、審判等全部司法過程中的涉案人員。此外，有確切證據顯示，聶海芬不僅是該案在公安機關偵查階段的審核把關者，而且，也是這起冤案的“真兇”犯下的另一起殺人案的偵辦者。　

　　有人說，張氏叔侄冤案昭雪，再次印證了佘祥林、趙作海式冤案的辦案邏輯和審案思維。可是，為什么還被告人清白得靠“亡者歸來”或“真兇浮現”？這不得不提頗具諷刺意味的“神探”。

　　在真相稀缺的年代，“神探”就走進了佛龕；在正義高貴的時代，“青天”才值得去懷念。2006年4月13日，中央電視臺第12頻道《第一線》欄目推出“浙江神探”系列報道之“無懈可擊聶海芬”。節目講述了“神探”聶海芬參與偵破張氏叔侄案，如何在沒有找到任何強奸物證的情況下，通過“突審”，讓“驚魂未定”的張氏叔侄交代犯罪事實。而今看來，當年那些找不到的痕跡、物證及 DNA 鑒定結論，皆是張氏叔侄犯案的反證。沒有證據，沒有口供，僅憑“神探”的神技，就能斷人生死？

　　“這本是一起在偵查階段就可以排除張輝、張高平作案可能的案件”，卻一步一步、緊鑼密鼓地弄成了“鐵證如山”的定案，其間牽涉多少執法環節、需要多少人“組團”來構陷？還有多少冤案被此類“神探”生生辦成了“鐵案”？究竟是哪些人、哪些力量、哪些制度，將聶海芬推上了神壇？在“神探”的隊伍里，聶海芬算是個“例外”嗎？類似冤案的產生，暴露出多年來的司法積弊：“公檢法三機關之間不是理想狀態的等腰三角形的穩定、制衡結構，而是流線型的加速度推進結構”。因“破案心切”、權力難受規制，往往“打擊”有余、“保護”乏力。

　　張高平在法庭上陳述道：“雖然你們在座的各位現在是大法官，大檢察官，但你們的子孫后代不一定也是。你們有沒有想過，如果他們遇上倒霉事，被屈打成招，你們是什么感受？我希望你們出臺相關的合理政策，完善司法制度，不再出現我這樣的事。”也許，只有以制度兜底、徹底告別“神探”和“青天”，我們才能從這段振聾發聵的話語中，讀懂法治中國的現代史，并以史為鑒，真正將中國置于法制與法治的秩序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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