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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任指揮部辦公室副主任的榮學證獲得了“抗擊非典優秀共產黨員”的稱號，并榮立省三等功。
“消毒藥物的品種較多，如來蘇水 、過氧乙酸、巴氏消毒液、醛類等。此外，請別忘了陽光，它是最好的消毒劑。”這是2003年時一份抗非典常識小資料中的一句話。它的最后一句耐人尋味。“陽光”是消毒劑，對某些病毒是這樣 ，對因疾病、變故、流言造成的恐慌也是這樣。經歷抗擊非典一役，這個觀念深入人心，有關政府信息公開的律法開始提速，新聞發言人制度得到推廣。借著那個契機，從中央到地方都做出了很多改變。也正是在那個時候，青島成為山東省第一個設立新聞發言人的城市。
非典來臨時的恐慌 “要不是你來采訪，非典的事還真很少去想。”李善鵬見到記者，這樣說道。現在，他是青島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彼時，他是青島市防治非典指揮部(以下簡稱指揮部)辦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員，曾親身經歷發生在青島的“非典之戰”。
2003年4月，整個青島都陷入了恐懼的慌亂中。究竟發生了什么，絕大多數人并不知道，大家知道的只有一點：盡量少出門，盡量帶口罩。
在城市的主要交通入口，常常可以看到排隊檢查的車流。除了要測體溫，還要逐個登記。醫院專門設立了發熱門診，發現了一個人體溫偏高，會馬上進行隔離觀察。即使是偵破刑事案件，抓到嫌疑人也先要查體溫。
由于需要大量的體溫計，全市體溫計不夠用，還曾動員黨政干部捐體溫計。
指揮部辦公室副主任榮學證剛工作沒幾天，市教育部門的一份書面報告就放到了他的桌上：建議對與外界接觸最多的列車乘務人員集中隔離。
有市民發現原來閑置的東部別墅晚上有了燈光，便強烈要求對別墅區進行拉網式搜查，并要求嚴令各單位不許邀請、接待北京來人。
某區的指揮部還曾發過一個后來被糾正的通告：凡未經衛生行政部門批準設立呼吸道發熱門診的各級各類醫療機構，一律不準私自留治發熱、咳嗽病人。
很多村民自發地把村口的路截斷，不準外來車輛進村。
堵和逃，是面對未知恐懼的一種方式。
事實上，早在2002年12月，廣東就已出現了非典患者，但當時，官方的選擇是：嚴密控制信息，禁止媒體報道。與此同時，小道消息和謠言借助網絡、短信等方式漫天飛揚。廣東出現了搶購白醋、板藍根等用品的熱潮 。
直到2003年2月11日 ，人民網上才出現最早有關“非典型肺炎”的報道：《廣州非典型肺炎已得到有效控制》。
雖然有了相關報道，但官方的態度一直是“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而媒體的報道也是以正面宣傳為主。當時，在疫情較為嚴重的北京，人們仍被告知：“北京是安全的”。
疫情公開帶來平靜 情況在2003年4月20日迎來轉機。當天，張文康被免去衛生部黨組書記的職務，孟學農被免去北京市委副書記的職務。同一天，國務院新聞辦舉行關于非典疫情的新聞發布會表示，北京疫情已經很嚴重，非典有漏報問題。截至4月18日 ，北京已確診非典患者339例，這個數字是前四天公布的數字“37例患者”的近10倍。自此之后，信息的閘門才一下被打開，各種報道山呼海嘯般涌來。
事實上，早在2003年2月，李善鵬就已經從網絡上知道了廣東有這么一種“很厲害的非典型肺炎”。但當時，包括青島在內的全國各地衛生防疫部門都沒有采取應對措施，就這么一直觀察著，直到四月，調查疫情、信息公開的決策才隨著中央的步調全面展開來。
青島第一例非典疑似病例是來自內蒙古呼和浩特市的錢某，非典期間，他的妻子和多位家人相繼感染并死亡，4月23日 ，錢某經妻子苦苦勸說，帶兒子悄悄潛回青島，兩天后錢某出現發熱癥狀。26日，他主動打“120”電話求救，被接送到市胸科醫院發熱門診并當即留院。
當時的青島市防治“非典”專家組組長秦筱梅告訴記者，對于是否上報為非典疑似病例，各方猶豫不定。直到5月8日公布疑似病例的那天早上，指揮部還在召開緊急會議討論這一事情。而此時，島城早已人心惶惶，各種謠言猜測紛起。最終指揮部的領導一致決定堅持上報，并力主青島市與省里同步向社會公開。
當天，指揮部就舉行了新聞通報會，真實詳細地向社會公布了第一例非典疑似病例的有關情況。隨后，又對群眾通過網絡和熱線電話等反映的問題進行認真梳理，有針對性地撰寫稿件，解疑釋惑，消除了群眾的猜疑和不滿。群眾的情緒日趨平靜。
信息公開成“非典遺產” “謠言止于公開。”在山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現代傳播研究所所長楊善民看來，應對公共突發事件的最好辦法還是公開透明。“只有公開、透明，以清晰信息克制模糊信息，才能控制謠言，奪取輿論主導權。”
2003年“非典”引發了社會普遍的對政府信息公開問題的關注，盡快建立健全在公民知情權基礎上的政府信息公開制度成為人們的共識。
“正是那場‘非典’風波，暴露出我國政府信息資源管理嚴重滯后的不足，也使公眾對政務信息公開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楊善民告訴記者，從那以后，立法速度大大加快了。
在非典爆發后的幾個月里，廣州市率先出臺了《政府政務信息公開法》，及至2008年5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實施，公民的知情權第一次在法律制度上得到保障。
在楊善民的眼里，非典蔓延的2003年還是我國新聞發布工作中具有里程碑性質的一年。“如果說這之前，中國的新聞發言人制度是被動起步的話，從抗擊非典之后就開始了主動性的發展。”
非典結束后的當年9月22日，國新辦在北京順義舉辦了后來被稱為新聞發言人“黃埔一期”的第一期全國新聞發言人培訓班。這個培訓班培養出了的學員，包括了后來的教育部發言人王旭明和鐵道部發言人王勇平。
當然，青島也沒有落后。2003年5月，便緊跟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步伐 ，確定了在各區市及政府部門設立新聞發言人制度，成為我省第一個設立新聞發言人的城市。
非典的“遺產”不止于此。在中國海洋大學教授、青島市危機管理專家組成員鄭敬高看來，在非典之前，中國的各級政府是沒有任何危機管理意識的。以至于災難來臨的時候，手忙腳亂，并出了很多問題。
非典之后，政府開始設立應急辦等相關部門，開始重視重大突發公共事件的應急處置。
2006年，青島市應急辦成立。現在，在它的官方網站上，已經有了三十多份應急預案，基本涵蓋了公共突發事件的各個方面。
在《青島市傳染病疫情應急處置預案》里就規定了，如果是一級響應，市應急指揮部可以提出停課、關閉公共場所等建議以及新聞媒體24小時播放相關防治知識宣傳等措施。
青島市應急辦副主任楊茂文告訴記者，如果再發生類似非典這樣的突發公共事件，應急辦就會按照相關預案的要求，協調各個部門，開展各項應急工作。
衛生防疫事業的轉機 “當時也沒想到，SARS會這么厲害。”李善鵬說，如果現在再有這樣的疫情，疾控中心肯定第一時間要進行防堵，“御疫情于市門之外”。
這種情況在2010年防控甲流的時候，得到了很大的改觀。“甲流開始發現于國外，雖然我國還沒有，但我們已經啟動了相關的防控措施。”
在非典時，確診病例還是省級以上部門的權力。后經過一系列制度上的改革，到甲流時，青島就已經有確診病例的權力了。
在非典之后，我國啟動了衛生防疫相關法律制度的建設，此前被廣泛詬病的諸多法律漏洞相繼被補上。
在非典爆發當年的5月7日，《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就被緊急制定出來，并在國務院第7次常務會議上通過。此后，我國又修改了《傳染病防治法》、《國境衛生檢疫法》和《動物防疫法》等諸多相關法律。這些法律在后來的甲流防治中，作用開始顯現。
比如，甲流疫情發生不久，即迅速被宣布為乙類傳染病，甲類處理。
在李善鵬看來，非典之后，我國的衛生防疫事業得到了迅速地發展。現在，如果中國的某個地方再有類似SARS這樣的疫情，當地衛生防疫部門當天就會上傳到傳染病網絡直報系統中，各級衛生部門當天就可以得到訊息，布置防控 。“這在非典之前，是完全不能想象的。”李善鵬說，這就是非典這場災難帶給我們的反思和改變。
文/圖
記者 周超 （來源：半島網-半島都市報） [編輯: 林永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