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鄧海建　　

    北京雙獨夫妻王梅與老公意外懷上第二胎之后，全家人一起行動辦生育證，在老家和北京來回奔波蓋了30多個紅章，復印資料達50多頁。備齊所有材料后，街道計生辦還要求王梅找10位鄰居開座談會尋求生二胎意見，在鄰居同意下才能生。等拿到可以生育第二個子女的《生育服務證》時，王梅肚子里的孩子已經七個月了。(6月6日《北京晚報》)　　

    較真起來，或許每個公章都有存在的理由，然而，當這些“理由”疊加在一起，放在《行政許可法》實施多年的背景下看，卻顯得何其荒唐而滑稽 ！一者，這些公章都是行政許可的充要條件嗎？譬如，有了獨生子女證，起碼說明雙方是合法婚姻關系，還要結婚證、出生證明、合影照片干嗎？二者，整個辦理過程竟然是百分百的“純手工”過程 ，明明可以在網絡上共享的公民基本信息，偏偏要人家跑斷腿去自己證明自己，“損人不利己”的復雜程度與原始程度讓人懷疑，這是不是權力發威的合法惡作劇？

　　“公章旅行”的乖戾，不只在計生環節。真正的問題其實還在于以下兩個層面：一方面，這些年，行政審批權限的清理與收縮已成為建設“有限政府”的大勢所趨，各地傳出的信號基本是“項目審批加速度”、“行政審批給力招商引資”……建項目、辦企業基本上是一站式“服務到家”，為什么偏偏事關民生的這些小細節還活在“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年代？厚此薄彼的審批權限現狀，是不是隱射著“愛民生”還是“愛GDP”的兩難選擇？另一方面，從行政倫理上看，公職部門是納稅人養活的“服務員”，那么，事關公民權限的行政審批應該遵循“舉證責任倒置”的邏輯。換言之，只要公民提出“二胎”申請，在資源充足、權限許可的情況下，公章或者表格應該由審批部門主導完成，公民只須對不確切的信息承擔說明責任。

　　事實上，我國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早在2001年10月啟動，大部制改革后，“能簡則簡、能放則放、能快則快、能優則優”的行政理念更是深入人心。那么，為什么王梅還是遭遇到“公章旅行”的困境？這個問題指向兩種可能：一是自我權限清理往往喜歡“掃天下”而懶于“掃一屋”，類似二胎審批等不常見的權限尚處于不為人知、不為領導重視的境地 ；二是審批權限“瘦身”帶有功利化的選擇性，能掙錢的講效率、不掙錢的講漸進，審批權的清理上也呈現出分化的跡象。

　　審批權“瘦身”方能終結“公章旅行”，這種“瘦身”不應僅局限在看得見的、可能影響身材的部位，而應該立足于行政權限的整體健康與法治秩序，傾向民生、關注細節。唯有如此，每一枚公章、每一張復印紙才能見證行政權力謙抑而有度的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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