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楊祥璽

　　前足協專職副主席謝亞龍受賄案4月24日開審，謝亞龍當庭翻供，講述了被刑訊逼供的過程，并指出了刑訊逼供者的真實姓名，謝亞龍表示，供認罪行是為了要活下去。

　　誰能料到，曾經不可一世的足協專職副主席，竟然也遭“吊打電擊”？“認罪是為了活下去……讓兒子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如此悲情的訴說，聽起來真是可憐。當然，這些都是謝亞龍及其律師的一面之詞，謝亞龍是否遭遇“刑訊逼供”，還有待法庭的進一步調查核實。

　　不過，謝亞龍既然當庭聲稱遭遇刑訊逼供，并說出了刑訊逼供者的真實姓名。那么，司法機關就要予以充分重視，并盡快調查核實。因為早在2010年，最高法、最高檢等部門就聯合發布了“證據雙規”(《辦理死刑案件證據規定》和《非法證據排除規定》)，強調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詞證據，不能作為定案根據。道理顯而易見，刑訊逼供之下，證據本身就非法，程序正義必然在該案中缺失。

　　“正義不僅要實現，而且要以看得見的方式實現”。即便所有的證據都表明謝亞龍罪有應得，但只要這些證據的取得是“見不得光”、經不起相關法律法規審視的，那么即便讓謝亞龍把牢底坐穿，也無法實現法律意義上的正義和公平。

　　尤其是對于這位“貪污腐敗”、“搞亂搞臭中國足球”的絕對大佬，公眾當然可以盡情地把怨恨、咒罵和唾棄都傾泄在他身上，謝亞龍也必須要為他自己所犯下的錯誤依法付出代價。但是，當謝亞龍身陷囹圄，成為一名普通的犯罪嫌疑人，他依然享有法律所賦予的相應公民權利，他的遭遇何嘗不是每一位普通人都可能面臨的？在某種程度上，保護謝亞龍身為普通人的基本權利，其實就是保護我們自己。

　　堅持和尊重“程序正義”，苛求證據的“清白無暇”，絕非是為了斷定謝亞龍一人有罪或無罪，而是因為這直接關系到所有個體的權利是否擁有制度性的堅實保障這種保障，不因身份、角色、權勢和地位的改變而有任何折扣。政府濫用權力和司法腐敗對國家和社會造成的整體危害，遠遠超過“放走一個壞人”。只有更加注重對權力予以程序性約束和制衡，才能防止執法者借助國家專政機器，凌駕于法律之上，肆意侵害公民的基本權利。

　　謝亞龍從呼風喚雨的足壇大佬，到如今成為被“吊打電擊”囚犯，也向所有人表明：堅持和尊重程序正義，推動司法實踐由過于注重結果正義甚至不惜一切達到結果正義向“程序正義和結果正義并重”轉向，不僅是普通公眾免于刑訊逼供恐懼的需要，對于所有官員，尤其是所有司法人員而言，其實也都有著“保護自身”的現實意義——所有奉行并依賴“刑訊逼供”者都難以保證，那些折磨人的絕招哪一天不會施展在自己的小身板上。

　　這是一個走向權利的時代，這更是一個走向程序的時代。我們有必要重估程序正義的價值，注重程序制度的構建。在法治社會，每一起刑事案件都要接受程序正義的審視和拷問，謝亞龍案亦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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