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島全媒體首席記者 張文艷

一個人為了革命事業，可以有多大的改變？王藝給了我們答案。王藝的夫人、93歲的關瑛璇說，王藝原來是個“很活躍好動的年輕人，喜歡游泳踢足球等”，后因轉做地下黨情報員，性情大變，從此一絲不茍，謹小慎微，從不多說一句話。王藝的次子王忻教授也告訴半島全媒體記者，父親在他們四兄妹的眼里，嚴肅認真，不茍言笑，“我們都有點怕他”。

王藝是誰？和他一起工作過的鄒魯風又是誰？半島全媒體記者獨家專訪了英雄們的家人，還原山東大學抗日救亡斗爭和嶗山抗日游擊隊建立的過程。

初來青島

積極組織學生抗日救國

駐足魚山路與大學路網紅墻前，觀看游人排隊拍照，陽光和煦，夏日的色彩讓一切顯得清晰而有序。沿著魚山路蜿蜒上行，停留在5號，這里是中國海洋大學的校門。一座如今安靜的象牙塔，曾經在抗日救亡中發出嘹亮的吼聲……

手拿一張復印的簡歷，名為王藝自述，是王元會先生和王紹君導演赴北京拍攝紀錄片《追尋——青島特支在嶗山》時，從王藝夫人關瑛璇家中拿到，并轉送給半島全媒體記者的。

簡歷上有一張一寸照，非常珍貴，因為這是王藝唯一一張1949年前的照片，王藝因為從事地下工作，早已銷毀了以前的一些資料和照片。作為中國海洋大學前身國立山東大學的校友，海大校史研究室主任楊洪勛先生說，王藝很神秘，他在山大的學習和活動情況記錄也不多。我們只能根據他的一段1936年的回憶錄和夫人與次子的描述，以及李欣的回憶錄來還原王藝的特殊經歷。

王藝自述摘自1934年中央大學實驗學校高中第一屆畢業紀念冊。彼時王藝（曾用名王良，1913年~2003年）21歲，江蘇漣水人。他自幼家境貧寒，“歷年費用，多出借貸，益以天災人禍，紛至沓來，農村經濟，久頻破產，艱困之狀，難以言喻”。盡管如此，王藝的父母寧愿自己吃苦，也要供兒子讀書，希望他能通過讀書改變命運。于是，王藝得以在“艱難困苦中接受完中等教育”。

1934年的中國，政局動蕩，目睹一切的王藝深知百姓的苦難，所以，他立下志向：“自今以往，藝當排除頹唐之氣，痛自奮勉，以求學業之精進藉謀自救而救眾生也。”

1935年秋，王藝考入山東大學外文系，來到青島，彼時的王藝非常活躍好動，踢球、游泳、唱歌，樣樣精通。這年年底，轟動全國的“一二·九”運動爆發。舊歷年期間，山大同學組織了“抗日救國會”，王藝在寒假結束返校后，立刻積極參加了活動。由于部分同學到校外進行抗日宣傳活動遭到警察局鎮壓、逮捕，山大校方又宣告解散“抗日救國會”，并開除了六名同學，引發了學潮。于是，王藝就承擔起恢復“抗日救國會”的任務，并作為主要負責人之一。

當時，有兩批同學被開除，第一批6人，第二批9人，在同學們不滿的呼聲下，第二批被開除的學生廷榮懋、吳綪等9位同學的開除令最終收回，他們又能重返校園。

1936年3月初，青島的春天仍有些寒意，第一批被開除的同學，除個別人，如李聲簧已離青返平外，大部分如王廣義、陳延熙等，還被軟禁在市政府招待所內，等待坐船赴滬。意氣風發的年輕人，本來就心中憤懣，再加上離別之情，所以內心集聚著不滿的情緒。每天，都有不少人去看望被軟禁的同學。

終于，還是要分別了，那一天，去招待所和他們話別的、到大港碼頭送行的絡繹不絕，全校有一半的同學都來了，“連當時接近‘護校團’的人，也有不少人前往送行，不過他(她)們站在人群的后邊”。

王藝他們看到了在同學中間發酵的不滿和抵觸情緒，在送走被開除同學后的第二天，就召集了全體同學，召開了一次大會，出席的人數達到了全校的百分之八十，“大家一致同意恢復‘山大學生抗日救國會’的組織，選舉我、周仲篪等為常務負責人。當時我們需要辦什么事，總是分頭先找些正派的有威信的同學，如廷榮懋、郁少英、王瑭等商量，并決定由我通過吳綪去聯系女同學，了解她們的意見”。

大概復課以后兩個月左右，日本海軍百艘軍艦抵達青島耀武揚威，救國會為了表達不滿，“在校內下半旗，并派數名代表見沈鴻烈市長，要求全市下半旗，抗議日本帝國主義炫耀武力”。

學生們一面在內部進行系列活動，一面關注著外面的動向，1936年5月下旬，救國會派廷榮懋同學赴上海，參加全國學生救國會和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會議。同年秋冬之際，日侵犯綏遠，救國會隨即召開大會，抗議日寇侵略，聲援抗敵將士，并建立“綏遠抗敵后授會”。

終于，有好消息傳來，1936年11月，百靈廟大捷，抗日戰爭取得了勝利，國立山大派出了吳綪同學和周學普老師等數人前往慰勞。

周學普是國立山大的一位名師，1934年至1937年應趙太侔之邀執教于外國文學系，任日文講師。周學普翻譯的《哥德對話錄》是中國最早的譯本，直到1978年才有了朱光潛的新譯本，胡適曾在晚年談話錄中提到周學普譯的《哥德對話錄》，認為“這部書是值得翻印的”。

通過王藝的回憶錄不難發現，日文講師周學普有著強烈的愛國之心，他與學生一起為抗日救國而努力著。

回憶舊友

鄒魯風與魯迅的秘密交往

沿著魚山路繼續前行，大約500米就可以看到魯迅公園，沙灘上，游人如織，孩童們挖沙趕海，構建出快樂的童年記憶。就在1937年的春天，在當時名為海濱公園的礁石旁，一場熱烈的會議正在召開……

1937年春天，在中華民族危亡的嚴重時刻，國立山東大學一批進步學生在青島海濱公園（也有說法是在中山公園），成立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隊）山東大學隊部，參加這次大會的有李欣、王冠仲、王藝、吳綪、周仲篪、韓寧夫、陳振麓、王桂榮、李風等20多人，選舉吳綪擔任隊長，暑假前改選，由李欣當隊長。

“七七事變”爆發后，平津流亡同學經青島轉赴內地時，山大學生救國會向當時市政府社會局要求提供流亡同學住所，幾經交涉，才將車站附近民教館撥為流亡同學臨時住所，山大歌詠隊、演劇隊多次為流亡同學演出。在王藝的回憶錄中，有一個同學值得注意，當時有一位東北大學的同學鄒魯風，曾擔任北平“一二·九運動”游行隊伍總糾察，也是民先隊的一個領導成員，他被留在青島擔任流亡同學辦事處主任。

鄒魯風，原名鄒寶璠，曾用名鄒素寒，遼寧遼陽人，他是翻譯家曹靖華的得意門生，鄒魯風的兒子鄒伏嬰先生說，1936年初，鄒魯風曾以北平“學聯”代表的身份去上海參加全國“學聯”籌備工作，為了安全工作，他找恩師曹靖華尋求幫助。曹靖華給他介紹了一位影響他終生的朋友——魯迅。

鄒伏嬰說，鄒魯風提著曹靖華托他帶的小米，來到上海，到達內山書店。關于與魯迅先生的交往，鄒魯風也撰有回憶錄《黨最親密的朋友》一文，他回憶，第一次和魯迅先生見面，魯迅沒有絲毫客氣，只是低聲地說了一句：“回頭到外面喝茶去。”就又繼續和內山先生去談天了。“待喝完了內山先生倒給我們的兩盅茶，魯迅先生才向內山先生告辭，我們一起走出了書店。在橫過電車道的時候，魯迅先生告訴我說：那站在書架前向他打招呼的穿西裝的人，就是日本領事館的特務”。在一家咖啡館，兩人暢談了兩個多小時，魯迅先生對于當前的抗日救亡運動表示了極大的關心。

由于有了這樣的交往，回到北平后不久，學聯秘書長姚依林要他將一封重要的信送到魯迅先生那里，再請他轉交給黨中央。來到上海后，鄒魯風很快將信送到了魯迅手里，此信后經宋慶齡輾轉交付黨中央。由此，中共北方局與黨中央恢復了聯系。

第二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東北大學“一二·九”運動中的骨干力量，紛紛奔赴延安和抗日前線。鄒魯風被派往山東開展地方工作。在青島，鄒魯風見到了好友李欣，李欣回憶說，“因為我和鄒魯風以前認識，我們之間保持著密切的聯系。那時我們曾請路過青島的知名進步教授劉清揚和我們一起座談形勢。為了準備迎接抗日游擊戰爭，我們請曾經參加過東北抗日聯軍的鄒作華給我們講授游擊戰術”。

1937年的11月，鄒魯風與伍志剛、王再天等被派往高密，爭取地方武裝蔡晉康部。時任魯東南工委書記的鄒魯風，與副書記伍志剛等，從青島帶領一批包括東北和平津流亡學生，青島、即墨、膠縣一部分工人和山東大學的學生等進步分子七八十人，參加了蔡部，對他們進行統戰工作。蔡部后來堅持與人民為敵，到1938年2月，進步學生只得撤出該部，因此有一百單八將南下的典故。

鄒伏嬰先生說，山東簡稱魯，這也是他后來將名字改為魯風的原因之一；原因之二，則是他感念去上海時，魯迅先生的關懷。

嶗山烽火

奔波在畢家村里的王秘書

北宅街道畢家村，風景秀美，山巒疊嶂，由于村南山上有一個酷似筆架的巨石，便定名為筆架村。后來，畢氏從云南遷入，人丁繁衍興盛，得名畢家村。采摘櫻桃的熱鬧景象剛剛落幕，游客似乎意猶未盡。而在抗日戰爭時期，嶗山游擊隊的烽火，也曾在這里燃起……

這要從王藝他們與王氏兄弟的緣分說起。

由于國立山東大學政治基礎好，李欣根據“東工委”的指示，立即著手進行恢復黨組織的工作，“我看到陳振麓、王藝兩位同學政治表現很好。同時，我了解到，陳振麓早在1933年，在察北抗日同盟軍已加入了共青團。因此，我恢復了他的組織關系。接著，我又發展王藝加入共產黨”。

經“東工委”的批準，中共青島特支建立，李欣任書記，陳振麓分管組織，王藝分管宣傳。

特支成立后，很快又在山大發展了一些“民先”隊員入黨。青島特支的建立，不但使被破壞近三年之久的中共青島黨組織又恢復了生機，而且為組建抗日游擊隊伍確立了領導核心。

作為工委與特支的聯系人，王藝與陳振麓、李明海等人一直忙碌著，王藝作為聯絡員，奔波于山東省內的各個地點。在此期間，還恢復了王景瑞、王煥章的黨籍。

就是通過王氏兄弟，王藝他們與嶗山的老黨員們接上了關系。得知畢家村的政治基礎較好，他們研究確定，集中力量到郊區去，以畢家村、藍家莊為中心，組織嶗山抗日游擊隊。于是，陳振麓和王藝帶領著山大學生章茂桐、王桂榮等到嶗山畢家村住下，和李西山、王景瑞、王煥章等一起，發動群眾參加抗日游擊隊。

之后，兵分兩路，李欣與鄒魯風等一起到高密爭取力量，留在青島的則繼續在畢家村工作。

鑒于青島黨組織的力量發展到一定規模，“東工委”決定：撤銷青島特支，成立中共青島市委，由陳振麓任書記，王景瑞任組織部長，李西山任宣傳部長，王煥章任職工運動部長，李明海任武裝部長。這是抗戰時期第一屆青島市委機關，直到青島解放，市委機關一直駐在郊區。宣布這一重大消息的，正是王藝。1937年11月底，天氣日漸寒冷，畢家村的人卻一點都感覺不到。當秘書王藝把“撤銷青島特支，建立中共青島市委”的消息告訴大家后，眾人斗志高昂。

沒有槍沒有炮，嶗山人民有的是不怕困難的堅強意志。經過艱苦卓絕的斗爭，這里的革命火種被深深種下。

1938年1月，日軍在嶗山登陸，在緊急情況下，中共“東工委”決定，青島市委率領嶗山抗日游擊隊前往諸城，與中共高密游擊隊工委掌握的力量匯合，組成高密游擊隊第四中隊。為避免途中遇到日寇時易遭損失，上級指示不帶武器，化裝成老百姓，分批出發。王藝他們將所有的武器就地藏匿起來，連夜趕制便衣，分三批離開青島，奔赴新的抗戰征途……

采訪特寫

一名地工的驚人轉變

離開青島，王藝1938年9月先后到延安抗日軍政大學、馬列主義學院學習并擔任支部委員，1940年受中共中央社會部派遣赴莫斯科學習，1941年回國后，進入地下工作，被派往上海、南京負責收集日軍政治軍事情報工作。1946年抗日戰爭勝利后，從事籌建電臺工作，直到1948年回到解放區，并在解放前進入北京接管警察局，正式進入公安系統。

很多認識王藝的人，都說他很神秘，就連最親近的愛人和子女，都不了解他以前的情況，因為他從來不說。

王藝夫人關瑛璇今年已經93歲高齡，她接受采訪說，她和王藝是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時，經組織介紹相識相戀結婚的。那么，之前的王藝到底什么樣呢。照片？沒有，因為地下工作的原因，全部銷毀；性格？不知道，只聽老戰友說他以前是個“很活躍好動的年輕人，喜歡游泳，踢足球等”。后來因為任務在身，時刻需要保持高度警惕，所以他變了，變得守口如瓶，變得謹小慎微。

這個習慣，到了老年仍未改變。

在經典諜戰劇《潛伏》中，余則成為了提防有人偷偷潛入自己家，就在家門口的腳墊上撒上香灰，只要家里地板上留下了香灰腳印，就說明有人偷偷進來過了。在王藝的次子、任教于清華大學的畫家王忻教授看來，這樣的情節太藝術化了。電話那頭，遠在北京的王忻笑著說，敵人的反間諜能力也很強，香灰很容易被注意到，而且一般人不會在門口撒香灰，余則成這樣反而更容易暴露。

王忻說，父親曾經在蘇聯進行過特訓，“三個人中只有他自己留下了，他到底接受過什么樣的考驗，我們都不知道，他也從來不說”。他們兄妹四人，都很怕父親，因為父親非常嚴肅，遵守組織原則，容不得半點馬虎。“這樣，反而給我們四個樹立了良好的榜樣，我們全部都是靠自己努力才在各自的領域取得不錯的成績的”。沒有人靠父母，因為父母不容許他們這樣做。

盡管不知道父親到底經歷了什么，王忻還是從父親的只言片語中，得悉父親是名優秀的地工，因為他從事地下工作七八年的時間，從未暴露過，就算后來與組織失聯，經組織證明也與他無關。而這些信息，是從組織上寄給他的一封信和一筆獎金才揭秘的。這筆獎金，當即被王藝全部作為黨費上交了。

在刀尖上行走，必然異常危險。

王忻教授說，父親在上海做地下電臺發報工作時，由于往蘇聯發送，需要的電臺功率較大，所以信號很強。他每天都是在夜里趁別人熟睡后再發。有一天，房東太太突然找到他，對他說：“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你不能再住我們這里了。”原來，房東的兒媳婦剛剛產子，半夜經常起來喂奶，發現了王藝的秘密。這也說明，王藝隨時有暴露的危險。

在生死線上徘徊的2000多個日日夜夜，讓原本積極活躍、從事宣傳工作的王藝，變得沉默寡言。

孩子們在他面前噤若寒蟬，“我哥小時候都繞著父親走”，王忻教授笑著說。但他對人很和藹友善，一年夏天，王忻回到家，看到80多歲的父親正在認真地捆舊報紙，一摞摞報紙擺放得整整齊齊，上面都留有提手。“我對父親說，反正要賣舊報紙，直接給他們稱就行。父親說，他們沒有繩子，不好拿，我捆好了，方便他們提走”。

即便退休多年，王藝練就的“基本功”仍然留存在他的骨子里。年逾九旬時，他早上起床都會把被子疊得整整齊齊，毛巾筆直地搭在衛生間的架子上，東西擺放有序，方便取用。

“有一回，我要查閱一本毛主席詩詞，記得父親的書房里有，就到他書架上找了找，沒有找到。只是拿出兩本書翻了翻，就又推回了原位，我知道父親不讓隨便動他的東西。沒想到，不久后，父親問我：‘你要找什么書？是不是沒有找到？’我很驚訝，我之前沒告訴他我要找書啊！報出書名后，他立刻到書房幫我找到了”。直到今天，王忻教授都不明白父親是怎么知道他動過那兩本書的。

關瑛璇老人說，王藝生前的抽屜里，始終放著一本黨章，隨時都會拿出來翻閱，為了革命事業，他的初心始終未改。

這，就是老一輩人的革命精神！

我們不能忘記，他們曾在嶗山為抗日而奮斗過。青島女導演王紹君導演的MV《游擊隊行軍歌》正在青島地鐵內播放著，歌曲的填詞者是伍志剛，歌唱者則是一批北京新四軍的老戰士。

他們的精神，正在傳承；他們的事跡，永被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