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維正展示《寫給青少年的黨史》

□李夢馨報道 《寫給青少年的黨史》系列叢書

周末人物·中國新聞名專欄

□ 本報記者 李夢馨

少年從軍，奔赴戰場；中年轉向黨史研究，活躍于書齋和講臺之間，研究講學兩不誤；年歲愈長，致力于黨史的普及——在黨史研究和教學的路上，邵維正走過了五十多個年頭，至今仍步履不停。

少年從軍，奔赴戰場

1951年，春天，浙江。

“小鬼怕死不怕死？”

“不怕！”

“怕苦不怕苦？”

“不怕苦！”

“不怕死不怕苦你就來！”

經歷了一番簡短的問話后，年僅15歲的邵維正加入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當時規定的最低參軍年齡是16歲，邵維正頭一回報名的時候不了解，因為年齡不夠被拒絕了，這次他便有意多報了一歲。

那時候，新中國剛成立不久，見證了共產黨領導人民浴血奮戰、建立新中國的青年人，滿腔熱血。跟著黨走，成為當時青年人的一個“時尚”。“到處都在唱，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說著，邵維正忍不住動情地唱了起來。

美軍的飛機已經飛過了鴨綠江，如果朝鮮守不住，戰火勢必要燒到東北，“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已成為當時人民的共識。在愛國主義熱情的感染下，邵維正沒念完初中，就毅然離開了書桌案頭。在浙江守了一段時間的海防后，第二年，他轉入志愿軍序列，跟隨所在的62師北上奔赴朝鮮戰場。

一進入朝鮮的領土，映入邵維正眼簾的是一片又一片的廢墟。鐵路、公路兩邊幾乎看不到一棟完整的房子，全被炸毀了，邵維正被觸目所及的戰爭場面深深地震撼著。

由于軍事實力懸殊，美軍掌握了絕對的空中優勢，為了防備敵軍的轟炸，邵維正跟戰友們隱蔽在彎彎曲曲的坑道里，聽著炸彈爆破的聲音在不遠處響起。

戰場上條件艱苦，就著冰雪吃炒面是常見的飲食，但雪水冰涼，吃了不免鬧肚子。邵維正就先把冰雪含在嘴里，用體溫“加熱”，等到冰雪化成水，再吞咽下去。在這樣極其艱難的處境下，邵維正迅速成長。

他在朝鮮戰場上待了6年，1956年9月，在朝鮮加入了中國共產黨。60多年后，再度回想起這段經歷，邵維正感慨良多，“在我的一生經歷當中，抗美援朝這幾年是對自己的一種檢驗，對自己的一種考察，也是對自己的一種思想上的升華。”

1958年，邵維正隨第三批志愿軍回國。之后，他在西北戈壁灘上駐防長達20年，歷任新聞干事、秘書科副科長、宣傳科科長等職。60年代中期，邵維正被選派到解放軍長沙政治學院學習了一年半黨史，這段經歷成為他日后從事黨史研究的重要一環。

中年轉行，考證中共一大

1978年冬天，全軍院校恢復招生，軍校大量從作戰部隊調人。時任師部宣傳科科長的邵維正，被調任解放軍后勤學院政治教研室教員，此后，便開始了長達數十年的黨史研究教學工作。

就在同一年，由胡喬木牽頭的12卷大型歷史巨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長編》項目啟動。新中國是經過流血犧牲打出的紅色江山，因此，胡喬木提出，這套書光靠文人寫還不夠，要從軍隊里找幾個專家。就這樣，軍人出身的邵維正于1979年被借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參與撰寫該套叢書第一卷《偉大的開端》中的第二章“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作為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標志性事件，中共一大是永遠也繞不開的起點。從1941年開始，在紀念中國共產黨誕辰的時候，通常把7月1日定為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紀念日，很多人就此理解為7月1日是一大召開的時間。

但事實真的如此嗎？邵維正在起草初稿的時候，發現了問題，僅僅關于召開時間，就有1921年7月1日、7月4日、7月5日等若干種不同的說法，關于出席人數同樣眾說紛紜。由于一大屬于秘密狀態下召開的會議，加之年歲久遠，一大的召開日期、出席人數等，都成了一樁樁“懸案”。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精神逐漸在各個領域落地生根。“黨史研究更是馬虎不得，每個細節都得準確。召開日期和出席人數的問題必須得搞清楚。”邵維正說。

那個年代沒有電腦，所有資料都得親自找，邵維正幾乎跑遍了北京大大小小的圖書館和資料室。中央檔案館、中央黨校圖書館、北大圖書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資料室等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跡。

到了晚上，他就歸類整合白天搜集來的資料，一忙起來就忘了時間。那段時間，考證一大成為邵維正唯一的目標，其他的什么事情都顧不上，他經常兩三個星期才回一次家。

到最后，他整理的資料卡片已經有上千張，堆起來有1米多高。根據這些資料卡片，邵維正制成了一張“一大日期研究提要表”，詳列了幾十種關于中共一大召開時間的說法。

做考證工作，光靠“死”證據不夠，還得找一些“活”資料。于是，邵維正尋訪當時還健在的參會人員，他了解到李達的夫人王會悟曾在一大召開期間做過會務，就幾經周折找到了老人的住處。當時王會悟老人已經82歲，身體不太好，躺在床上接受了邵維正的采訪。

各種資料收集起來，已有幾十萬字。如何從紛亂的資料中理出個頭緒來，邵維正決心從考證一大代表的行蹤入手。他在中國革命博物館找到了謝覺哉日記的原件，里面記載著：“午后六時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潤之，赴全國○○○○○之招。1921年6月29日特記。”后來謝覺哉解釋，五個圈所對應的字是“共產主義者”，因當時反動勢力猖獗，又怕忘記，故以圈代替。

據此，邵維正查找了當時從長沙至上海的班次，按最快到達的日期算，何叔衡和毛澤東的到達日期應該在7月4日以后。由此，排除了7月1日開會的說法。

在一次又一次的走訪中，他從當年參加過一大的劉仁靜老人那里得知，原來當年劉仁靜先去南京參加了少年中國學會年會，之后才去上海參加的一大。少年中國學會是五四時期由李大釗等人發起的進步社團，為了找到這次會議的記載，邵維正跑遍了各種圖書館、資料室，尋找該學會的會刊《少年中國》雜志，但都沒有結果。

后來，經多番打聽，邵維正來到了中央黨校圖書館庫房。因為怕打濕資料，進庫房的人是不讓帶水的。當時恰逢酷暑天，邵維正就冒著高溫，在一排排書架之間來回穿行尋找。空間逼仄，轉個身都困難，他挨個書架看，一本一本找，一頁一頁翻，功夫不負有心人，終于找到了1921年出版的《少年中國》原件。

隨著考證的深入，一大的召開時間漸漸鎖定在7月20日、23日和24日這三天上。這時候，一份來自蘇聯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記載引起了邵維正的注意。這份記載提供了幾個關鍵信息：報告采用“我們”字眼，說明是參會者提供；開會時間接近“23”日或“24日”；明確會期為8天；記錄了“偵探闖會”的史實。

當時的《上海生活報》《申報》等報紙上，都報道了7月30日晚法國巡捕房驚擾會場的事件。周佛海、陳公博的回憶錄也有相應的佐證。種種證據都將一大最終會期指向7月30日，根據蘇聯檔案記載的會期，再往前推移8天，就將一大開幕時間確定在7月23日。

此外，邵維正還考證了一大的出席人數，關于一大召開日期和出席人物的專題論文發表在內部刊物《黨史研究資料》上。1981年1月，《中國社會科學》創刊號中文版和英文版同時刊登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日期和出席人數的考證》。

文章發表后，全國幾十種報紙雜志進行了報道或轉載，該文還被譯為英、日、俄、法等文字在國外多種刊物發表，海外學者稱其為“中共黨史研究走向思想解放的新開端”。胡喬木評價，“這位同志下了這么大功夫，弄清了幾十年懸而未決的問題，這是黨史研究的一項突破性成果。”

老年轉向，致力黨史通俗化

從一大考證這個起點開始，邵維正黨史研究的面漸漸鋪展開來。有人評價他，是由“紅色的起點”走向“紅色的世界”。

1991年，正逢建黨70周年，邵維正主編的《中國共產黨創建史》出版，以30余萬字的篇幅，全面分析中國共產黨創建的歷史背景和社會基礎，著重介紹建黨的過程、意義和影響，填補了中共創建史研究的空白。

從黨的創建到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改革開放新時期，從黨史研究到黨的創新理論、軍隊政治工作、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邵維正一步一個腳印，不斷推進黨史專業化研究。

隨著研究的深入，邵維正開始思考一個問題：我們寫黨史書是給誰看的？“全國從事黨史工作的有一萬多人，可是讀黨史的有幾億人。我在想，我寫黨史是給一萬人看，還是給幾億人看。”邵維正說。

近20年來，邵維正一直在追求黨史的通俗化寫作。2001年，建黨80周年之際，邵維正主編了《中國共產黨80年大事聚焦》，這部書用100件大事、1000張圖片，圖文并茂地解說黨的80年歷史。隨后，建黨90年時推出的《中國共產黨90周年創新實錄》和《日出東方——中國共產黨創建紀實》，都以通俗化的風格受到眾多讀者的喜愛。

進入新時代以后，邵維正想得更多的問題是，怎么能寫一套適合青少年閱讀的黨史，讓青少年能夠更好地接受黨的傳統、傳承紅色基因？這個想法一直深埋在邵維正心里，直到2018年，因為一次偶然的機遇，想法終于落地。

當時，青島出版社正在策劃出版一套適合青少年閱讀的黨史讀物，他們從2017年開始，就在溝通國內的黨史研究專家學者。編輯劉克東從央視《百家講壇》節目中了解到邵維正，他主講的《黨史故事100講》給劉克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邵維正在接到青島出版社的電話后，十分驚喜，因為這與他此前的設想不謀而合。當時他手頭上還有幾家出版社的邀約，但考慮再三后，最終答應了青島出版社的約稿。

一開始，邵維正和團隊想要做一套規模比較大的適合青少年的黨史歷史叢書，分四個時期，每個時期有人物、事件和專題，這樣排下來一共有12卷。但如此大的體量，青少年能讀下去嗎？邵維正團隊跟出版社協商之后，推翻了之前的方案，重新組排，決定以問題切入，也就形成了《寫給青少年的黨史》目前的樣貌。

“既然是寫給青少年的，我們就要關注青少年的認知特點，他們往往從感性出發，喜歡看一些生動、活潑的歷史故事，所以我們就沒有采取章、節、目的體系，而是抓住青少年在學習當中的難點、疑點，突出重點，設置了60個問題。”邵維正說。

這60個問題大體上按照歷史順序往前推進，每一個問題獨立成章，連起來就是黨的發展歷史。60個問題編成6本書，第一本書是《中國有了共產黨》，最后一本是《筑夢新時代》。從《中國有了共產黨》到《筑夢新時代》，基本反映了中國共產黨百年的奮斗歷程。

從事黨史研究、寫作50多年的邵維正，深知“以情感人，才能達到以理服人的效果”。因此這套書的每一章節，都以故事開篇，中間穿插一些圖片，章節末還有兩個小欄目，一個是“名言金句”，一個是“學黨史、講智慧”，通過領袖語錄，來提升總體的思想內涵。

邵維正主導的寫作團隊，由他的幾位學生構成，他們的年齡普遍在四十多歲，給青少年閱讀的黨史該怎么寫，他們也拿不準。習慣了概念化闡述方式的專家學者們，不得不打破原有的思維框架，一詞一句地打磨。就連每個章節的問題設置，背后都經歷了一番苦心斟酌。比如，在講建黨的必然性時，邵維正和團隊巧用電影名，設置了問題“中國怎樣吹響創建中國共產黨的集結號”。

為了了解、貼近青少年的閱讀喜好，他們在編寫過程當中，特意找了幾位青少年來試讀，看看有哪些地方可以改進。經過三年的打磨，幾易其稿，這套書最終得以出版。

有人看到這套書后，笑著問他：“你老爺子怎么搞起‘小兒科’來了？”

邵維正笑笑：“我的精力已經有限了，我就想把我還有的一點力量為青少年作一點貢獻。我義無反顧，并且竭盡全力。”

這套書在出版后，備受關注，先后入選2020年度國家出版基金資助項目、中宣部2020年主題出版重點出版物、中宣部優秀通俗理論讀物出版工程、共青團中央中學(中職)團員黨史學習教育參考書目。“少年強則國家強。黨史學習，更要從娃娃抓起，要給他們一個正確的導向，讓紅色基因代代相傳。”邵維正說。

步履不停，研究永在路上

研究與宣傳，是從事黨史工作的兩面。邵維正一邊用筆寫黨史，一邊用口講黨史，在書齋與講臺之間來回轉換。邵維正經常說，“我是一名教員，首要的職責就是把課講好，把自己信仰的創新理論傳遞到每一個聽課人的思想深處。”

在教學上，他信奉著這樣的理論，要給別人“一碗水”，自己必須有“一桶水”，且這“水”還不能是“死水”，必須是“一桶活水”。他是一個教員，同時也是半個學生。多年來，他平日里最放不下的習慣就是讀書，只有不停地吸取知識，“活水”才能流動起來。

對于他而言，成為教員，還有一道關卡要過。祖籍浙江黃巖的邵維正，早年在江浙一帶生活，說話難免帶有南方口音。他把自己關在辦公室里，朗誦字句，一個音一個音地糾正。

2000年，在邵維正等人的努力下，后勤政治工作碩士點申報成功，開始招收研究生，此后每一年都有研究生在他門下學習，在退休前的十年時間里，他培養出了近二十名研究生。在培養學生方面，邵維正也事事不含糊，從制訂培養方案、備課授課到指導論文等等，樁樁件件都親力親為。

對于邵維正而言，他更為廣闊的課堂在院校之外。聽過他講課的“學生”遍布大江南北，從總部機關到邊防連隊，從科研院所到廠礦企業，從黨政機關到街道社區。當然，還有許多未曾謀面的“學生”，他講過的課，被制作成1000多盤教學錄像帶和光盤，下發到總后師以上直屬單位，先后有10萬余人次學習觀看。

熟悉邵維正的人在跟他共事的時候，琢磨出了他“兩個凡是”的規矩。即凡是和別人合作的論文或材料，不管參與的人有幾位，他都堅持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后；凡是別人請他指導寫的論文或者教材，不管出多少力，一概不署自己的名字。

有一回，一位年輕的教員來找邵維正幫忙指導論文，近萬字的篇幅，大到論證立意，小到標點符號，邵維正都幫著一一修改、校正。看到他忙活了一個多星期，花費了不少心力，那位年輕教員便悄悄署上了邵維正的名字。結果，邵維正看到論文校樣后，馬上刪去了自己的名字。不管旁人怎么勸說，他始終堅持原則不變。

邵維正經常受邀外出講學。2001年起，他連續三次被選拔參加全軍宣講團，他曾在兩個月的時間里，接連去了北京、沈陽、濟南、蘭州、廣州各大軍區以及上海等地方單位。有一次，在濟南軍區做完報告后，邵維正患了重感冒，高燒不退，但依然堅持趕回北京講課，不能耽誤了大家學習。

當時，邵維正已年過花甲，高強度的工作讓身體不堪重負，病倒了。2002年1月，邵維正住進醫院，做了心臟搭橋手術，但術后不到兩個月，他又拖著尚未康復的身子重新走上了講臺。

任教以來，邵維正堅持每周七天工作制，寒暑假從沒有完整地休息過。

2011年5月，邵維正以76歲超過最高服役年限光榮退休。退出工作一線后，他并沒有就此頤養天年，過上悠閑的退休生活。他的理論研究的腳步依舊沒有停下。這十年間，他與團隊先后出版了《中國共產黨90年地圖集》《中國共產黨歷史專題大事縱覽》多部著作。

就在接受記者采訪的當天上午，邵維正還參加了一場會議，下午又同時接受了幾家媒體的采訪。一天忙下來，面上也不顯疲憊。其友曲躍厚在邵維正八十歲生日時，曾寫文提起他的狀態，對于邵維正而言，思考問題是一種“精神體操”。

85歲高齡的邵維正，仍在且行且思，走過之處，火種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