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半島全媒體記者 張文艷   圖/青島黨史研究院、青島郵電博物館

追尋紅色印記，我們繼續(xù)前行。

這一站，來到了青島郵電博物館。本期，我們關注青島第一位女共產黨員、電話局司機生趙魯玉，她家境不錯，本該過著衣食無憂的生活。然而，她毅然掙脫家庭的牢籠，走上革命道路，甚至饑寒交迫，最后因為一場本可以醫(yī)治的肺病而失去年僅37歲的生命。這，就是共產黨員鮮紅的赤誠之心。為此，半島全媒體記者專訪了青島黨史研究院研究二處處長王華艷、青島郵電博物館行政總監(jiān)周寧、中國海洋大學校史研究室主任楊洪勛，以及趙魯玉的侄孫女趙紅女士，聽他們講述趙魯玉在青島的革命事跡。

青島郵電

司機生扳倒電話局長

乘坐地鐵前往青島郵電博物館，伴隨著奔馳的列車，一路思緒萬千，120年前的1901年，青島的地下鋪設了通訊電纜；120年的今天，地下鐵軌在電纜舊址旁延伸至青島火車站，地下管線如同時光隧道，將過去與現在連接在一起，而由黑白向彩色演變的光線之中，那一抹紅色顯得異常奪目。

出了車站，沿太平路前行，路旁的海鷗抖落了春日的寒意，溫暖的陽光灑在海邊上，雖不是周末，也非假日，棧橋上的游人仍然絡繹不絕。

今日歲月靜好，往日硝煙彌漫。

趙魯玉

建置后的鐵碼頭，目睹了德國軍隊的入侵，也經歷了日本鐵蹄的踐踏。回歸祖國的懷抱后，又是先輩們用一次又一次的反抗才讓工人們擺脫了壓迫，做了這座城市真正的主人。主角的故事便與此有關。

停在了安徽路5號前，哥特式紅色建筑上鑲嵌著青島郵電博物館幾個大字，兩側掛著文物保護的牌子，它誕生于1901年，是膠澳德意志帝國郵局舊址。塔樓，紅墻，非常醒目。走進館內，行政總監(jiān)周寧接待了半島全媒體記者。

走過電話展示廳，走過膠澳1901慢遞，拾級而上，邁入二樓，一路上，周總監(jiān)給半島全媒體記者介紹了青島郵電事業(yè)的發(fā)展歷程：早在1890年春，就有郵局設在青島，之后，青島建置，清政府在膠澳總兵衙門的楊家村(今天登州路一帶)設立了第一個近代通信機構——膠澳電報房，僅有一名電報生，專為清軍所用。

1897年11月，德國借口“巨野教案”入侵青島。1899年6月，設立公眾市內電話局。1901年，鋪設了通訊電纜。1914年，日本利用青煙滬水線，鋪設青島至日本佐世堡的電報水線(簡稱青佐水線)，全長536海里。始為軍用，1915年開始民用。“1920年，日本人在堂邑路咱們現在大窯溝那個地方，建了一個電話局，把磁石電話變成了共電式的交換機。電話迅速發(fā)展,到1922年青島市內的電話總容量達到2400門，電話號碼也增加到了四位數”，周總監(jiān)說。

電話鈴聲的律動中，可以清楚聆聽到青島城市的脈搏。1922年12月，一個并不寒冷的冬天，好消息傳到青島：青島回歸到祖國的懷抱。接下來，膠澳商埠電話局成立。首任膠澳商埠電話局局長為孔祥熙。他的任期時間不長,從1922年12月到1923年8月，只有不到9個月的時間,之后，新的局長接任。令人沒有想到的是，一位女司機生也就是話務員的出現，不但成功發(fā)動了電話局的罷工，還扳倒了一任只為當官、不為員工的局長。

她，就是趙魯玉。

膠澳電話局第一批話務員趙魯玉（左）

初出茅廬

青島第一位女共產黨員

在周寧總監(jiān)的帶領下，我們駐足在了一位女話務員的身旁。她身著白色工作服，頭戴耳機，正在忙碌著：“請問你接哪里？”插孔指示牌不停自動掉落，說明正有電話接入，等待連接到相應單位電話的插孔中。

“這就是人工電話交換臺”，周寧說。其實，女話務員是還原的人物模型和工作場景。“從1922年底青島主權回收以后，我們有了自己的電話局,隨后也有了第一批女話務員，當時叫司機生”。

照片墻上，見到了主人公趙魯玉，她身著白色工作服，頭戴耳機，和同事王素芳站在一張花瓶桌旁，這是一張工作留念拍照。

趙魯玉，又名趙蘭，1901年出生于山東省益都縣（今青州市）徐家村，而這一年，青島正在鋪設電纜。多年之后，這個呱呱墜地的女嬰與青島的電話系統(tǒng)有了緊密的聯系。

電話局舊址

“趙魯玉后來隨父親遷到了城內的青龍街居住。她的父親在清末時期曾在聊城縣衙當錢谷師爺，相當于現在財政局的局長，所以家境較好”，王華艷處長告訴半島全媒體記者。

出版了《才華內蘊趙太侔》一書的楊洪勛主任說，趙魯玉有兄妹四人，排行老三，有兩個哥哥和一個弟弟。二哥趙太侔是戲劇家、教育家，曾擔任國立山東大學校長。“年長趙魯玉12歲的哥哥趙太侔于1907年參加了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是辛亥革命在山東的先驅之一。期間，趙太侔與山東同盟會負責人王樂平來往密切，趙魯玉頗受其兄和王樂平的影響，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在她心里扎下了根”，楊洪勛說。

跟隨哥哥的腳步，趙魯玉擺脫了家庭的束縛，在中學畢業(yè)后，留學日本，到日本一所蠶絲學校讀書。

回國后，趙魯玉在濟南商埠一家日本人開辦的醫(yī)院當護士。“王樂平早年思想進步，曾在濟南創(chuàng)辦‘齊魯通訊社’，銷售進步書刊，與共產黨人王盡美、鄧恩銘等關系密切。在王樂平處，趙魯玉結識了日后對她影響更大的王盡美、鄧恩銘等。通過和他們的交往，趙魯玉經常閱讀《新青年》等進步書刊，思想愈加堅定”，王華艷處長說。

1922年12月，北洋政府從日本侵略者手中收回青島主權。膠澳電話局原來的日本司機生大多回了日本，人員告急，便對外招司機生。在王象午的幫忙下，趙魯玉于1923年6月應聘進入電話局做了接線的司機生。“趙魯玉就職時的電話局在堂邑路，與膠澳郵務總局在一個院子里”，周寧說。

回顧中共青島黨史，1923年1月，中共黨員王象午抵達青島，他一邊任職員，一邊為黨組織積聚力量。是年4月，中共一大代表、山東黨的創(chuàng)建人之一鄧恩銘來到青島，隨后與同志們一起創(chuàng)建了青島第一個黨組織——中共青島組，鄧恩銘任書記。1924年9月，趙魯玉與普濟醫(yī)院護士丁祝華等經鄧恩銘介紹，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0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青島地方執(zhí)行委員會成立，趙魯玉當選為候補委員，年底又轉為中共黨員。趙魯玉由此成為青島第一個女共產黨員。

一名新星在中共青島史上冉冉升起。

鄧恩銘

名震島城

成功領導電話局罷工

“爺爺是個內向、話不多的人”，趙太侔的孫女趙紅告訴半島全媒體記者，她小時候見過爺爺，但從爺爺那里聽來的故事不多，也沒有聽他講過姑奶奶趙魯玉，父母和叔叔提起過姑奶奶是共產黨員，不過不是很詳細。在她的印象中，家人們從不刻意對外宣揚趙家的名人，即便爺爺趙太侔連任山東大學校長，即便趙魯玉在青島黨史上做出過重要貢獻。

趙魯玉是個什么樣的人？像哥哥那樣低調內斂嗎？

通過專家們的研究和介紹，我們才從側面了解到，趙魯玉是位性格剛強、直爽潑辣的女性。

楊洪勛先生說，在膠澳電話局，由于趙魯玉文化較高，業(yè)務能力強，被派到較忙的500號檢測臺當值；她秉性爽直，主持正義，敢于講話，關心同人疾苦，深得大家的尊重。也正是由于她心靈手巧，熱心公務，很快被提升為領班。

優(yōu)秀的人背后會有一批追隨者，趙魯玉就是。所以，在電話局內部，她悄悄培養(yǎng)了不少工運骨干和團的干部。不僅如此，她還自己編印教材，步行十余里去四方工人夜校講課。

司機生名單。

展現趙魯玉真正組織能力的機會來了。王華艷處長說，北洋政府時期，軍閥之間連年征戰(zhàn)，為籌軍費，各路軍閥使出渾身解數搜刮民脂民膏。接管青島以后，他們甚至把青島當成了“賬房”，不到兩年，就搜刮了數百萬元。工人工資一降再降，物價猛漲，人民生活水平每況愈下。膠澳電話局司機生的月工資從30元左右不斷減少，到1924年下半年，工資最低每月只有7元錢。不要說養(yǎng)活家人，就是司機生個人也只能勉強維持溫飽。電話局為了穩(wěn)定民心，承諾每年加薪兩次，年終有獎金。但自1923年以來，不但沒加薪，獎金也一次未發(fā)，職工意見很大。

青島黨組織獲悉后立刻給趙魯玉發(fā)出指示，決定領導群眾進行合情、合理、合法的斗爭。事不宜遲，趙魯玉當即決定發(fā)動大家聯名書寫呈文，要求局長照規(guī)定加薪并發(fā)放獎金。

其實，在這之前有過一次斗爭。1923年2月，電話局女司機生中年紀稍大的王雪婷、方馨亭、王淑美等人曾與局長孔祥熙交涉，提出發(fā)工服、辦食堂等8項要求。近百名司機生一起罷工，局方最終答應其中5項要求，司機生恢復工作。

1924年12月28日下午，司機生們將寫好的呈文交給主任李仲英，請她轉交給局長。不料李仲英不僅不轉交，反而說了很多風涼話，最后不屑地說：“你們自己送給局長去好啦！”趙魯玉見時機已到，挺身而出，大聲說：“我們自己送？好啊，我們全體去送！”說罷她把交換室的電鈴一按，百余名司機生們聽到后紛紛離開交換臺，奔向局長室。就連兩名日籍司機生也被大家連拉帶扯，參加了行動。此時，全市的2000多部電話立即中斷。一些機關、商店紛紛派人到電話局咨詢、責難，電話局當局只得忍氣吞聲，連連道歉。

趙魯玉率領司機生見到局長，將呈文遞上。開始，局長態(tài)度強硬，并不理會司機生的要求。司機生毫不示弱，定要局長立即答復，并在呈文上簽字，否則決不上班。一個小時過去了，外界的壓力越來越大，局長終于在呈文上簽了字。“因為罷工風潮姚啟儒的局長職務也被罷免。繼任的新局長胡文溶到任后，企圖推翻前任的承諾。趙魯玉等司機生聽說后，又立即舉行了第二次罷工，新局長一看壓不住了，只得兌現承諾，每人加薪4元，發(fā)年終獎金2元，為電話局司機生們提高了工資待遇”，站在復原的局長辦公室門口，周寧總監(jiān)說。

進德會成立的報道。

不懈斗爭

成立第一個女工工會

在郵電博物館開館前抵達，采訪中不知不覺到了開館時間，不時有游客駐足流連。“每年尤其是旺季都會有大量的游客來參觀，有本市的小學生、中學生、大學生，也有一些機關單位，講到趙魯玉、徐子興等共產黨員的事跡，他們都會很認真地聽，尤其是郵電系統(tǒng)的職工們，會感到由衷的自豪”，周寧總監(jiān)說，“2017年12月，北京郵電大學的教職工來參觀，一位女教師聽完我講趙魯玉的事跡后，驚呼‘這不是我姑奶奶嗎？’”

電話局司機生，半個世紀后，她的后人也從事了與郵電相關的職業(yè)，不得不說，這是特殊的緣分。

而趙魯玉，也用實際行動證明了精神的魅力，榜樣的力量。

這次罷工勝利，鼓舞了民心，也激起了趙魯玉的斗志。她根據黨的指示，再接再厲，發(fā)動大家于1925年1月8日成立了“女子進德會”，宗旨是：“聯絡感情，固結團體，以謀公務之競進。”發(fā)展會員104人，并訂有會章，趙魯玉為會長，成員中的積極分子有郭孟英、任穎賢、王雪婷、尹瑞馨等。這是青島第一個女子團體，也是我黨領導的第一個女工工會，更是全國郵電系統(tǒng)最早女子工會組織之一。

“‘女子進德會’的成立，對青島婦女解放運動的發(fā)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楊洪勛先生說。

趙魯玉的領導力和組織力被青島黨組織看在眼里，1925年3月1日，團青島地委召開了23名團員參加的團員大會，在大會選舉產生的團青島地委中，因為成功地組織領導婦女工運，趙魯玉被推選為婦運工作負責人。接著，趙魯玉繼續(xù)策劃下一步行動。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先生逝世，趙魯玉帶領電話局“女子進德會”的全體會員，參加了青島社會各界在館陶路齊燕會館召開的孫中山先生追悼會。

1925年春，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青島日商紗廠18000余名工人舉行了三次總同盟大罷工，掀起青島歷史上第一次工運高潮。

青滬慘案后，為了援助受難和失業(yè)工人，青島黨組織發(fā)動社會各界進行支持援助。進德會的成員在趙魯玉的領導下，以10人為1組，成立了好幾個“十人團”，深入街頭巷尾，揭露帝國主義極其走狗的罪行，宣傳抵制英、日貨。她們一面講演，一面募捐。當然，她們自己也慷慨解囊。不僅如此，趙魯玉還做起了“間諜”。“她心靈手巧，接插電話又快又準，加上懂日語，深得領班的信任和同事們的尊重。這為她從事地下工作提供了很好的職業(yè)掩護。她憑借高超的技藝搞監(jiān)聽，為黨領導罷工提供了許多有益情報。一次，她監(jiān)聽到反動當局要逮捕罷工領導人鄧恩銘的消息，立即通知鄧恩銘，使他及時躲避了這次危險”，王華艷處長說。

如此高調的罷工和組織工運的活動，讓趙魯玉成為電話局領導的“眼中釘，肉中刺”，當局更是將趙魯玉視為注意對象，1925年7月，電話局隨便找了個借口開除了趙魯玉。

失業(yè)，意味著生活的艱難，但也并未打倒趙魯玉。

為了安全起見，趙魯玉化名趙蘭，與共產黨員趙豫璋以兄妹相稱在滄口閻家山一帶繼續(xù)從事工運工作。他們經常去鐘淵、寶來、華新等紗廠活動，并在工人中發(fā)展了一批黨、團員。他們住在農村，經常編寫宣傳材料，去工人中散發(fā)，并發(fā)動工人向日本廠主和資本家進行小規(guī)模的斗爭。

1925年8月，中共山東地委改組，鄧恩銘擔任了山東地委書記，領導全省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此時，趙魯玉也調往濟南在地委做婦女工作。為了掩護真正的身份，她應聘到一家教會醫(yī)院當護士。

北京郵電大學老師與“姑奶奶”合影。

悄然隕落

一則沒有回音的尋人啟事

青島解放后，曾經有一則《尋人啟事》刊登在了東北的報紙上，這則啟事是在尋找一位共產黨員，她叫趙魯玉，50歲左右，身材瘦小，鵝蛋臉……讓登啟事的黨組織成員失望的是，報社沒有接到趙魯玉的相關信息。

又過去多年，1984年11月，中共中央組織部離休老干部丁祝華在談起當年在青島從事黨的工作的老戰(zhàn)友趙魯玉時說：“（青島）解放后，黨組織也曾多次找過趙魯玉，還在東北報紙上刊登《尋人啟事》，但是一直未能找到她，這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

趙魯玉去了哪里？她為何失蹤了？

趙魯玉曾經兩次入獄。1925年11月7日，山東地委在籌備紀念十月革命節(jié)活動時，由于交通員不慎，被敵探跟蹤，致使鄧恩銘、趙魯玉等8人被捕。不過，他們早就料到了這一招，提前想好了對策，串好了口供，趙魯玉等三名女同志在關押了28天后得以釋放。

1926年春夏之交，趙魯玉返回青島，“這段時間，趙魯玉生活十分艱苦。他們沒有正式職業(yè)，黨內又不發(fā)活動經費，二人生活全靠打零工和黨內同志的零星接濟。有一段時間，趙豫璋在附近農村小學兼課，每月只有三五元的收入，這筆錢還要買油墨、蠟紙、印傳單，他們不得不去挖野菜充饑。盡管如此，他們始終保持著革命樂觀主義精神，一邊餓著肚子，一邊在深夜里刻蠟版，印傳單，然后趕在天亮前，把傳單散發(fā)出去”，王華艷處長說，這年冬天，由于叛徒出賣，趙魯玉、趙豫璋雙雙被捕，“他們頂住敵人的淫威，只承認是失業(yè)工人，沒有暴露黨內身份。敵人沒有掌握證據，無法定罪，只得在1927年初將他們取保釋放”。

出獄后，共患難的趙魯玉與趙豫璋結為了夫婦。他們在滄口呆不下去，便到東鎮(zhèn)活動，并在中共黨員徐子興、王景瑞的資助下，買了一臺縫紉機，開了一家縫紉鋪，以此為掩護開展工作。“當時他們生活十分困頓，冬天連取暖的爐子也生不起。一次，王景瑞去看他們，見他們住處狹小，夫妻倆睡在吊鋪上，而且僅有一床棉被，便提出要接濟他們。趙魯玉笑笑說：‘貧困能磨練人的意志！’謝絕了同志的好意。”

1928年底、1929年初，一場巨大的考驗來臨，王用章、王復元兄弟相繼叛變，組織“捕共隊”，大肆破壞黨組織。黨中央立刻指示，凡是二王認識的同志，原則上都要離開山東。趙魯玉、趙豫璋都是老黨員，王復元對他們非常熟悉，不得已，二人離開了奮斗過的青島，出走大連，后來又去了哈爾濱。

1929年到1932年間，趙魯玉、趙豫璋先后兩次回到青島，尋找黨組織，結果未能如愿。這也就意味著，他們與黨失去聯系……

1937年，趙魯玉在東北患了肺病，因經濟困難，生活拮據，無錢醫(yī)治，病逝于哈爾濱，終年37歲。而這個噩耗，曾經與趙魯玉并肩作戰(zhàn)過的戰(zhàn)友們并不知道，這才有了十幾年后的尋人啟事，一則永遠不會有回音的啟事……

“你從閨房中走出，不怕譏諷，不怕風險，毅然踏上東渡日本的輪船。漂洋過海，萬水千山，依然改變不了你對革命的信念……”這段描寫秋瑾的歌詞，也有趙魯玉的影子。

她雖悄然隕落，卻并非了無痕跡。

在青島，每年都會有大量的游客，在趙魯玉的影像前駐足，周寧已經記不清多少次講過趙魯玉的故事，它化身為一粒粒小小的種子，被游客們帶回全國各地，并在今日幸福的陽光下生根發(fā)芽，茁壯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