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結束插管工作的馮偉。

文/半島記者　齊娟　圖/受訪者供圖

給患者麻醉后,打開患者口腔,30秒迅速插管,這是醫生對患者所有操作中離病毒最近、最危險的步驟。來自青大附院麻醉科的馮偉和其他4名醫生組成武漢插管“敢死隊”中舉足輕重的一部分,與死神賽跑,以最快速度給重癥、危重癥患者插管,爭取活命的機會。

2月27日晚10點,在給武漢同濟醫院光谷院區一個病區的新冠肺炎重癥病人成功實施氣管插管術后,馮偉拖著疲憊的身軀乘坐班車到達9公里外的住處準備休息。剛上完十二個小時的班,一個突然危重的病人急需插管,他又乘坐班車,20分鐘后再次沖進隔離病房。

5名醫生

解決前線“大難題”

2月8日元宵節的夜里,青大附院連夜集合132名醫生和護士出發馳援武漢前線。其中,麻醉科派出5名醫生,分別是馮偉、柳國強、張孝田、唐潤棟和衣選龍。

“來到前線后才發現,其他醫療隊很少有帶麻醉醫生過來的。同濟醫院這個院區的麻醉醫生人手不夠,我們醫院來了5名麻醉醫生,解決了很大問題。”來自青大附院市南院區麻醉科,同時也是5人中的隊長馮偉告訴半島記者。

青大附院所在支援醫院為武漢同濟醫院光谷院區,目前專門收治新冠肺炎重癥和危重癥患者。醫院2月9日開始接收病人,分為16個普通病區和1個ICU病區,來自全國的17支醫療隊進駐并整建制接管,青大附院132人醫療隊接管E1區10樓的一個病區。

因為接收的病人幾乎都是重癥和危重癥,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搶救生命、降低死亡率。一些有基礎病、臟器損傷、多臟器損傷的患者,體內血氧濃度變幻莫測,專家們要提前預判患者的發病趨勢以及惡化傾向,在一些重癥患者有轉危重癥患者的趨勢之前,要盡量提前插管。

馳援武漢前,很多醫療隊對武漢同濟醫院的情況并不是十分了解,帶了很多呼吸、危重科以及ICU的醫生和護士,卻很少有麻醉醫生,而同濟醫院光谷院區的大量麻醉醫生也已經分派到其他醫院開展救治,醫院只能整合醫療隊少有的幾名麻醉醫生,組成插管小分隊,為整個醫院的患者提供急救插管支持。

就這樣,青島大學附屬醫院馮偉等5名麻醉醫生、上海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3名麻醉醫生、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2名麻醉醫生、山東大學第二醫院2名麻醉醫生以及武漢同濟醫院光谷院區剩余6名麻醉醫生,外加2名麻醉科護士,20人組成最終插管“敢死隊”。青大附院的醫生人數占了“敢死隊”的四分之一,大大緩解了前線麻醉醫師人手緊張的問題。之后,同濟醫院組織這些“寶貴的”麻醉醫師進行討論,連夜研究制定工作模式、流程和方法,還特地建立一個微信群,關于新冠肺炎的救治方案、給患者插管時的操作流程以及一些防護強調都發到了群里。大家一邊學習一邊在群里探討插管過程中容易遇到的問題。迅速集結后,大家開始了緊張的工作。

馮偉平時工作是和其他醫療隊的麻醉醫生搭檔,與原來的同事見面很少。但他空閑時,總是一遍遍地給他們強調插管流程、防護中的注意事項等。剛開始進駐武漢同濟醫院時,由于在ICU的危重癥患者和重癥患者大部分沒有進行有創呼吸供氧,馮偉等麻醉醫生肩上的任務變得重了起來。截至目前,青大附院5名麻醉醫生已為40余名患者實施插管,大大提高了患者的生存幾率。

鮮為人知的是,麻醉醫生要面對的感染風險是非常高的。在為患者進行氣管插管時離患者口鼻幾乎零距離,操作中,患者從體內排出的二氧化碳攜帶大量病毒,有時候患者口腔中也會出現一些分泌物。

“有的同行稱我們為‘死隊’,是因為插管危險性大,主要怕氣溶膠感染,高濃度的病毒在密封的環境中分散開來。我們在這種環境下,感染的可能性非常高,這就要求我們的防護標準非常高、非常嚴格,三級防護穿戴后還要再戴上防護頭套,才能進去操作。而且整個操作過程時間也非常緊迫,我們盡量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操作,減少感染風險。”馮偉說。

12小時

為5例危重患者插管

因為人手少,所以每個班次的工作時間為12小時。青大附院市南院區麻醉科的柳國強也是插管小分隊中的一員,工作量最大的時候,他和來自上海瑞金醫院的麻醉醫生進行搭檔,在12個小時里為5例危重癥患者實行了氣管插管術。這就意味著柳國強要一直保持緊張、高效的狀態,克服重重困難和阻礙,給每位患者進行快速插管,為他們搶得生存希望。

“插管是我們麻醉科醫生的看家本領,平時做得已經熟練得不能再熟練了,簡直小菜一碟。但穿上厚厚的防護服后,再加上護目鏡、玻璃面罩和頭套,簡單的操作也變得復雜起來。”柳國強告訴記者。

因為每天近距離接觸患者的口鼻,產生氣溶膠感染的可能性較高,因此醫護人員必須做好充分的防護措施來保障安全。同濟醫院也建立了嚴格的安全管理制度,每天安排一位工作人員在麻醉醫生進入隔離病房前對其進行防護檢查,確保所有防護都到位,沒有任何暴露的地方,才能放行。每位麻醉醫生要穿三層隔離衣、一層防護服、四層手套、四層鞋套,除此之外,面部還要戴上護目鏡、玻璃面罩和一層頭套,密不透風的裝備,讓柳國強覺得自己的視覺、聽覺和觸覺明顯下降。

“平時準備東西,給患者儲備氧氣,再打麻藥、插管上呼吸機需要十幾分鐘。現在操作時間大大延長,但是患者耐受性差,氧儲備少,插管過程的時間又不能減少,給我們帶來了挑戰。”柳國強介紹,因為防護服不透氣,穿上去很熱,呼出的氣體跑到護目鏡上凝結成霧會阻擋視線,有時看患者喉部情況的過程成為“盲探”,但憑借豐富的臨床經驗,柳國強還是解決了這一問題。

有時候,柳國強需要給不同病區的患者進行插管,僅僅穿脫防護裝備,就要花掉兩三個小時的時間。一天下來,他常常全身濕透,筋疲力盡。但是在上完班回到住處后,柳國強沒有將大量時間花在休整上,而是用來學習。他覺得這次能來前線,是一次很好的學習機會,關于新冠肺炎患者救治方案、對患者插管的操作流程以及為患者看超聲心電圖的操作,柳國強都一一歸納整理,并熟記于心。輪到他值班時,即使沒有需要進行插管的病人,柳國強也不閑著,他利用醫療隊帶來的超聲機給需要檢查的危重癥患者做超聲,超聲結果協助一線醫生進行診斷,預判病情變化趨勢。

“超聲機有便攜、實時、動態、連續、無創等幾大優勢,患者在床旁就可以進行檢查,大大減少了交叉感染的幾率,而且診斷結果也為一線醫生的臨床治療提供了及時、準備的指導。”柳國強說。

高危30秒

離病毒源最近

“給患者戴上氧氣面罩,先讓他多吸氧,儲備氧氣,差不多的時候我們再開始插管上呼吸機。”在ICU病房內,來自青大附院西海岸院區日間麻醉科的衣選龍和來自上海華山醫院的搭檔準備為一名85歲的危重癥患者插管。衣選龍已經50歲了,是青大附院插管隊伍中年紀最大的醫生。這天他接手的患者有高血壓、糖尿病、冠心病等基礎病,血氧飽和度才85%,情況很不理想,無創吸氧已經不能維持原本的生命體征,需要立刻安排氣管插管。

按照規范的操作流程,衣選龍和搭檔給患者先大量充氧,目的是將患者的氧氣供給停掉后,患者體內儲存的氧氣可供患者維持生命。斷氧后,衣選龍小心翼翼將鎮定劑、肌肉松弛藥、血管活性藥等注射到患者體內,一分鐘后,患者停掉自主呼吸。見藥物起效后,衣選龍將患者口腔打開,把可視喉鏡插到患者喉嚨中,看到聲門后,搭檔將軟管隨即遞上,僅僅用了30秒,衣選龍將管子成功插入、連上呼吸機,整個過程結束。30秒中,衣選龍可以清晰地看到患者喉嚨,患者呼出的大量有毒氣體彌散開來,撲到他的臉上,這是衣選龍工作過程中最高危的30秒。隨后呆在屋子里的每一秒都充滿危險,在高濃度的病毒氣體中暴露的時間越長,醫護人員被感染的風險越大。

因為華山醫院所接管病區提供的隔離服有帽子,衣選龍將帽子戴上后比以往出汗程度更甚,給85歲患者插完管之后,有一瞬間,他覺得自己幾乎要暈倒在病房內。“我當時全身出虛汗,呼出的氣體附著在護目鏡上變成了霧氣,視線模糊,加上透過窗戶射出的光線,我一下頭就暈了,若不是旁別人扶了我一把,我覺得馬上就要暈倒了。”衣選龍說道。

雖然很危險,但是衣選龍早已習慣這種工作環境,并憑借多年的經驗成功完成了一例例插管。“開始的時候,心里還是比較害怕的,畢竟離患者口鼻那么近,加上對這種病的傳播能力不是那么清楚,自己感染了還好說,給醫療隊帶來麻煩就得不償失了。后來,經過醫院反復、細心的培訓后,我有足夠的信心做好了防護,也就沒那么怕了。”衣選龍介紹,給病人快速實施插管,一方面是減少醫護人員暴露在高濃度病毒環境中的時間,更重要的是給新冠肺炎患者節省時間。新冠肺炎患者由于肺部感染,氧氣交換功能、身體儲存氧能力都差。時間一長,缺氧會給患者帶來致命的危險。搶時間,與死神賽跑,為患者接一口氣,這些“使命”深刻地刻在衣選龍腦子里,即使再難,也毫不退縮。

之后,衣選龍將自己插管的經驗發到小群中討論,其他隊員也紛紛參與。小到一塊紗布的使用、插管姿勢的調整,大到護目鏡的防霧處理、插管時機的把握……大家你一言,我一語,不放過每一個細節,爭取將風險降到最低。

“有了經驗后,插管時我就和搭檔分頭行動。搭檔先進病房準備工具、藥品,另一個人在外面等待,等待時盡量坐在板凳上不動,減少出汗。等搭檔準備結束了,我就進去打麻藥插管,這時候我的護目鏡能最大程度地保持清晰,保障插管順利進行。”衣選龍介紹道。值得一提的是,衣選龍的愛人是青大附院西海岸院區的一名婦科醫生,女兒在南方醫科大學讀書,也是學醫。一家三口與醫學結緣,對醫生這個職業的信仰也更加堅定。“我愛人和女兒一直都很支持我,她們相信我一定能夠做好防護,也能夠將手頭工作順利完成,不負使命。”衣選龍說道。

口鼻滲血

帶來“生死”考驗

和衣選龍一樣,插管隊伍里的張孝田也是青大附院西海岸院區的一名麻醉醫生。平日里,他主要在心外科等手術間配合外科醫生給患者進行麻醉。

如果說插管過程中,患者呼出的氣體含有高濃度的病毒,較容易產生感染,那么張孝田一次特殊的插管經歷可以說更具危險性。在華山醫院接管的病區內,一位危重癥患者前期插管后,管道移動錯位,一線醫生馬上叫來了當天值班的張孝田和來自瑞金醫院的麻醉醫生,進行重新插管。危重癥狀態下的患者由于抗體反應過度,出現“炎癥風暴”,全身器官衰竭,血凝功能差,口腔中開始出血,這種血分泌物的感染性極強,如果操作中不小心,沾上分泌物,給醫務人員心理和身體帶來的威脅將是巨大的。“如果說患者從口腔中呼出的氣體病毒濃度高,極具危險性,那么碰到患者的血液,危險則是致命性的。這應該是我最危險的一次插管過程,至今還記憶猶新。”張孝田告訴記者。

患者口腔中滲血,隨后鼻中也輕微滲血,但插管是需要患者口腔中無異物,才能看清聲門的位置再下管。患者身體狀況虛弱,不能再拖。沒有時間擔心自我安危的張孝田拿起護士手中的棉布開始清理患者口鼻中的血跡,等血跡清理得差不多后,他通過可視喉鏡看到患者聲門后,迅速將管插下,管子順利插入,連上呼吸機,患者血氧飽和度逐漸回升:70%、75%、80%,一直到90%左右,張孝田緊繃的神經才松下來。

這具有高風險的一次經歷,患者最終得救,張孝田也仿佛經歷了一次“生死考驗”。

早在剛到同濟醫院的時候,張孝田與來自瑞金醫院的搭檔就曾在重癥病房內呆了6個小時,成功為6名患者實施插管。初期,醫院對患者插管數量預估不準,大量患者被收治進來后,插管患者增加,但醫院準備的呼吸機和藥物不夠。6個小時里,張孝田和搭檔慌亂中頂住壓力,一邊盯著患者病情的變化,對其進行心理輔導,一邊與醫院溝通協調,啟動備用機器和藥物。密封的隔離衣內,呼出的氣體模糊了護目鏡,流出的虛汗浸透了隔離衣,而張孝田唯一能做的就是盡量少走動,“那次慌亂的6小時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不過最后我們都克服了,從病區里走出來,幾乎快支撐不住了。”張孝田說。

病患減少

主動歸納患者病歷

20人組成的插管隊伍被其他醫療隊同事稱為“敢死隊”,這也充分顯示了插管工作的危險性。

來自青大附院嶗山院區麻醉科的唐潤棟是5人里面年紀最小的,1986年出生的他老家在濰坊,因為上前線走得著急,加上怕父母擔心,唐潤棟選擇“隱瞞”父母,只把出征的消息告訴了同是醫務人員姐姐。

“不敢告訴父母,不過親戚通過媒體的報道看到了我的名字,我想父母現在應該也知道了。”唐潤棟告訴記者。對于被同行們稱為“敢死隊”,唐潤棟顯得比較冷靜,因為他相信麻醉與插管技術是麻醉醫生的看家本領,加上自己嚴格遵守安全管理制度,防護措施做得到位,感染幾率是非常小的。

但在給一名80歲老人成功插管時,唐潤棟還是感到了些許壓力。老人年紀較大,有多種基礎疾病,病情變化也比較快,面罩吸氧已經遠遠不能滿足患者體內氧氣所需,急需插管供氧。“當時他的血氧飽和度只有不到50%,很危急。看到情況后,我一度緊張,腦子里都是想著在怎么快速給他插管,把他救過來,即使有暴露的風險,也忙的一概不知了。經過一頓操作后,老人血氧飽和度慢慢回升,生命體征也趨于平穩,我心中的石頭也算落了地。”唐潤棟告訴記者。

唐潤棟始終覺得自己是幸運的,“我們除了政府的支持,還有青大附院這個大后方,有了困難,醫院領導都會給我們解決,讓我們沒有了后顧之憂。”唐潤棟說。

這幾天,需要插管的患者慢慢減少,唐潤棟、馮偉、柳國強、衣選龍和張孝田主動承擔起歸納患者病歷,總結患者病況等相關工作,總之,一刻也不想閑著。他們說,作為一名醫生,也作為一名青大附院人,骨子里有一種天然的使命感,那就是治病救人,戰艱取勝,期待“花開”。

左起分別是柳國強、馮偉、張孝田、唐潤棟、衣選龍。

氣管插管時,兩名麻醉大夫和一名麻醉護士進行配合。

有了經驗后,插管時我就和搭檔分頭行動。搭檔先進病房準備工具、藥品,另一個人在外面等待,等待時盡量坐在板凳上不動,減少出汗。等搭檔準備結束了,我就進去打麻藥插管,這時候我的護目鏡能最大程度地保持清晰,保障插管順利進行。”衣選龍介紹道。值得一提的是,衣選龍的愛人是青大附院西海岸院區的一名婦科醫生,女兒在南方醫科大學讀書,也是學醫。一家三口與醫學結緣,對醫生這個職業的信仰也更加堅定。“我愛人和女兒一直都很支持我,她們相信我一定能夠做好防護,也能夠將手頭工作順利完成,不負使命。”衣選龍說道。

口鼻滲血

帶來“生死”考驗

和衣選龍一樣,插管隊伍里的張孝田也是青大附院西海岸院區的一名麻醉醫生。平日里,他主要在心外科等手術間配合外科醫生給患者進行麻醉。

如果說插管過程中,患者呼出的氣體含有高濃度的病毒,較容易產生感染,那么張孝田一次特殊的插管經歷可以說更具危險性。在華山醫院接管的病區內,一位危重癥患者前期插管后,管道移動錯位,一線醫生馬上叫來了當天值班的張孝田和來自瑞金醫院的麻醉醫生,進行重新插管。危重癥狀態下的患者由于抗體反應過度,出現“炎癥風暴”,全身器官衰竭,血凝功能差,口腔中開始出血,這種血分泌物的感染性極強,如果操作中不小心,沾上分泌物,給醫務人員心理和身體帶來的威脅將是巨大的。“如果說患者從口腔中呼出的氣體病毒濃度高,極具危險性,那么碰到患者的血液,危險則是致命性的。這應該是我最危險的一次插管過程,至今還記憶猶新。”張孝田告訴記者。

患者口腔中滲血,隨后鼻中也輕微滲血,但插管是需要患者口腔中無異物,才能看清聲門的位置再下管。患者身體狀況虛弱,不能再拖。沒有時間擔心自我安危的張孝田拿起護士手中的棉布開始清理患者口鼻中的血跡,等血跡清理得差不多后,他通過可視喉鏡看到患者聲門后,迅速將管插下,管子順利插入,連上呼吸機,患者血氧飽和度逐漸回升:70%、75%、80%,一直到90%左右,張孝田緊繃的神經才松下來。

這具有高風險的一次經歷,患者最終得救,張孝田也仿佛經歷了一次“生死考驗”。

剛到同濟醫院的時候,張孝田與來自瑞金醫院的搭檔就曾在重癥病房內呆了6個小時,成功為6名患者實施插管。初期,醫院對患者插管數量預估不準,大量患者被收治進來后,插管患者增加,但醫院準備的呼吸機和藥物不夠。6個小時里,張孝田和搭檔慌亂中頂住壓力,一邊盯著患者病情的變化,對其進行心理輔導,一邊與醫院溝通協調,啟動備用機器和藥物。密封的隔離衣內,呼出的氣體模糊了護目鏡,流出的虛汗浸透了隔離衣,而張孝田唯一能做的就是盡量少走動,“那次慌亂的6小時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不過最后我們都克服了,從病區里走出來,幾乎快支撐不住了。”張孝田說。

病患減少

主動歸納患者病歷

20人組成的插管隊伍被其他醫療隊同事稱為“敢死隊”,這也充分顯示了插管工作的危險性。

來自青大附院嶗山院區麻醉科的唐潤棟是5人里面年紀最小的,1986年出生的他老家在濰坊,因為上前線走得著急,加上怕父母擔心,唐潤棟選擇“隱瞞”父母,只把出征的消息告訴了同是醫務人員的姐姐。

“不敢告訴父母,不過親戚通過媒體的報道看到了我的名字,我想父母現在應該也知道了。”唐潤棟告訴記者。對于被同行們稱為“敢死隊”,唐潤棟顯得比較冷靜,因為他相信麻醉與插管技術是麻醉醫生的看家本領,加上自己嚴格遵守安全管理制度,防護措施做得到位,感染幾率是非常小的。

但在給一名80歲老人成功插管時,唐潤棟還是感到了些許壓力。老人年紀較大,有多種基礎疾病,病情變化也比較快,面罩吸氧已經遠遠不能滿足患者體內氧氣所需,急需插管供氧。“當時他的血氧飽和度只有不到50%,很危急。看到情況后,我一度緊張,腦子里都是想著怎么快速給他插管,把他救過來,即使有暴露的風險,也忙得一概不知了。經過一頓操作后,老人血氧飽和度慢慢回升,生命體征也趨于平穩,我心中的石頭也算落了地。”唐潤棟告訴記者。

唐潤棟始終覺得自己是幸運的,“我們除了政府的支持,還有青大附院這個大后方,有了困難,醫院領導都會給我們解決,讓我們沒有了后顧之憂。”唐潤棟說。

這幾天,需要插管的患者慢慢減少,唐潤棟、馮偉、柳國強、衣選龍和張孝田主動承擔起歸納患者病歷,總結患者病況等相關工作,總之,一刻也不想閑著。他們說,作為一名醫生,也作為一名青大附院人,骨子里有一種天然的使命感,那就是治病救人,戰艱取勝,期待“花開”。